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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动荡（第1页）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赵匡胤在还没有享受通透灭亡后蜀的快感之际，蜀地暴乱的痛苦体验便已然侵入。

前面我们有提到，在此次出征之前，赵匡胤为了帮助主将压服将士并杜绝肆意劫掠的恶行，特意超出原则的授予了王全斌、刘光义等一项特权：

凡克城寨，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

然而，只有东路军在监军曹彬的强力制之下，较好地执行了这一政策，避免了士卒大肆劫掠。

但伐蜀的主力北路军则完全没有执行赵匡胤的精神，主帅王全斌在军事上尽管表现优异，但在部队管理上完全是失责失位。

先是在前期，每逢皇帝诏书传来，王全斌必定与诸将商议如何执行老板精神，但结果就是意见不一致，虽小事亦不能即决。

此时已可以看出王全斌因为资历浅、威望低而对部队管控不力的弊端，随着伐蜀即将胜利，情况越发糟糕。

赵匡胤考虑到蜀地自立多年，为了彻底杜绝割据势力产生的土壤，他特意使用了几项特殊政策，作为平定蜀地的后续办法：

一是“诏伪蜀文武官并遣赴阙”，灭亡敌国后将其原来中央的文武官员全部带回京城重新任命，这是五代以来战胜国的通用手段，但这次赵匡胤针对后蜀，除了中央官员之外，连州一级行政长官也一并打包带到开封，这就是特殊政策了。

二是诏发蜀兵赴阙，所有后蜀的投降士兵也要带回京城，经过裁剪选拔，该留用的留用、该分流的分流，这些蜀兵背后都带着一个个的家庭，赵匡胤此举也是要彻底断了蜀地再生军事力量的基础。

此政策唯独对后蜀使用过。把后蜀的整个官僚系统和军事力量瓦解以后，谁来填补空缺呢？

军事上暂时不用担心，禁军还在蜀地没有撤回，官僚系统则统一由中央派出，这原来也是实行已久的老办法，但这次赵匡胤对后蜀进行了专门区分。

他规定：令文武官任川、峡职事者，不得以族行，元从及仆使以自随者，具姓名报枢密院给券。

甭管是赴蜀担任州一级还是其他更高级的干部，一律从严控制幕僚随从班子，防止出现一朝赴任便自成组织、尾大不掉的隐患。

赵匡胤这几条办法本意是彻底打掉后蜀残存力量的影响、并制约新派出的官僚做大，但对王全斌等也产生了极大的震慑。

当年邓艾灭蜀、大肆分封、以蜀地土皇帝自居的阴霾开始袭上王全斌心头，有资料称，王全斌为了打消老板顾虑，曾奏请要求回京，但不被允许。

心恐之下，本就对管控部队颇感为难的王全斌索性来了个“大撒把”，再也不理会士卒劫掠的行为，而是：

与崔彦进、王仁赡等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

针对这个情况，赵匡胤本来是留了后手的。

他在出征伊始就派出了经过“巡检荆南”考验的枢密副使王仁赡担任王全斌北路军的都监，就是为了全程确保军纪严明、蜀地安宁。

然而，曾经立过大功、资历很浅就被擢拔至高位的王仁赡，竟然也没有抵抗住蜀地的诱惑，他非但没有严格监督执纪，反而是带头违纪。

灭蜀后，王仁赡以军资被焚毁为由，敲诈勒索原后蜀侍中、节度使李廷珪，李廷珪经人点播，利用王仁赡好色的缺点，从亲戚家中寻觅了4名绝色妓女（李廷珪本人素来简朴清贫，家中从不豢养女妓）、连同巨额金帛送给了王仁赡，这才得以免罪。

北路军的领导班子，主将王全斌先是不敢管、后来索性不管，副将崔彦进随大流，都监王仁赡带头劫掠，在这仿若“五子登科”一样的领导班子带领下，宋朝军队的军纪也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赵匡胤对王全斌等人的行为并非后知后觉，由于大军征伐期间一直都有使者往来开封与蜀地通报情况，赵匡胤在有限的报告里便第一时间敏锐地察觉到了蜀地存在的巨大隐患。

他果断的放弃了依靠前方领导班子自身去浊涤清、安定蜀地的幻想，马上派出了新的督导干部：

在965年一月后蜀刚刚投降不久，赵匡胤就任命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枢密直学士冯瓒权知梓州（今四川绵阳市三台县）。

二月，吕余庆、冯瓒就已到蜀地赴任。

吕、冯两个人，一个是刚刚任命不久的副宰相、参知政事，一个是非皇帝亲信不得任的军机核心岗位、枢密直学士，赵匡胤派出的新督导班子不可谓位不高、威不重，两人也确实在刚一到任就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