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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2页）

姐姐把仅有的两间房给吴克勤腾出了一间。当时她的女儿已经十五岁了，一家三口挤到一间房子里面，真的是很不方便。吴克勤知道姐姐的心，因此他就想，现在就在姐姐身边了，他一定要好好报答姐姐。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奢望，并且是永远不曾实现的奢望——吴克勤和秀梅都没有工作，为了找工作，把从黄土地上刨挖出来的八百多块钱都送礼了，最终也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人是不能闲下来的，于是吴克勤就去打短工，秀梅则做一些卖冰棍、卖针头线脑的事情，勉勉强强熬日子。

他们事先绝对没有想到过虎生在北京上学很费钱，在这方面，吴克勤又是一个十分想得开的人，不管学校组织什么补习班之类的东西，都无条件让虎生参加。有的时候为了获得老师的关照，还要时不时送上一点礼。这样，本来就很艰难的日子就越发艰难了起来，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

秀梅经常到早市上捡拾烂菜叶子拿回家来吃。她总是想方设法瞒着吴克勤，但是吴克勤并不傻，他怎么能不知道秀梅操持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他不过是不说罢了。

男人的眼泪都是留给自己的，在妻子和儿子面前，吴克勤始终是一个乐呵呵的人，不把任何困苦放在心上。

有一年春节，为了让自己一家和姐姐一家吃上猪肉馅饺子，他甚至在除夕那一天做了一回骗子：在北京站广场上，说自己从郑州来，要到老家唐山过春节，在火车上让小偷偷了，回不去了，求助大伙帮个三毛两毛的。

常年流窜在北京站广场的职业骗子都讨不到钱，何况吴克勤这样的新手？讨要了整整一天，得了三块二毛钱，结果还在天擦黑的时候让一个年轻警察抓走了。

先是让年轻警察打了一顿，半边脸都青紫了，颧骨上渗着血，然后开始接受审问。

年轻警察问他哪儿的人，他说是北京人，家住在什么什么地方。吴克勤在K省呆了十六年，口音早已经不纯正了，听他说话，看他的容颜，鬼也不会相信这个有口音并且面目粗砺的家伙是北京人。

年轻警察冷笑一声，嘲笑说：“别跟我玩儿这个，小子（发音：zei）！你丫这种东西我可见得多了。我立马打电话，你丫要是骗我，我他妈把你撅喽！”

吴克勤拉住年轻警察：“兄弟，是这啊：你打电话可以，可千万别跟我家里人说我干的这事情……”

年轻警察狐疑地看了吴克勤一会儿，然后去打电话。十分钟以后，警察回来了，脸上是一种僵硬的表情，但是在他的目光中，充溢着人性的色彩。

“怎么回事？大哥，怎么回事？”

吴克勤就说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其实他没把述说的事情当成多么严重的事情，不想年轻警察却受不了了，眼睛红红地说：“你不该……你……”

“我知道我错了。”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

年轻警察不说了，默默地把没收了的三块二毛钱交还给吴克勤，还另外从钱夹里拿出五块钱，强行塞到吴克勤手里。

“不不不，兄弟，”吴克勤推辞，“这不行，这可不行。”

年轻警察用逮捕罪犯的强壮有力的手把吴克勤那只攥着钱的手装到了吴克勤的口袋里。

“拿着，大哥。”年轻警察说，“我姐姐也是知青，她在陕北延安插队，十一年前转回来了……我知道你们这茬人不容易，我知道。”

年轻警察并不想听吴克勤说什么，把他推出派出所大门，让他回家好好过年。

吴克勤回望着年轻警察，很少流泪的他，终于流下了眼泪。他往前走，在昏暗的路灯下面，泪水闪着光亮，他仍然往前走。他知道秀梅在等他，她一定不放心了。

夜色很浓很浓，即使在北京这个辉煌的城市里，即使在除夕的夜晚，你也能够感觉到夜是那样沉重地压在大地之上。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被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很多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夜空闪烁，好像在向夜色示威；远远近近的鞭炮声连接成持续不断的声浪，宣告着人们的幸福和安祥；建筑物上的灯饰都亮了起来，一家豪华饭店门前，一些衣着光鲜亮丽的男女从高级轿车上走下来，一排服务生躬身站在门前，做着请进的手势；隔着明晃晃的大玻璃，可以看到很有身份的人正在推杯换盏，间杂其间的香艳女人，显然在想方设法讨得其中一个人的欢心——这个人既可能是掌握着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也有可能是生意场上的一个重要关节；一个男人在电话亭里面打电话，听不到他的声音，却能够看出他在滔滔不绝地述说。

54。北京！北京！（2）

他在向什么人述说？他在述说什么事情？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别人的？这有意义么？

这个世界已经是那样陌生，它好像远远地离开了他的生命经验，感觉不是置身于从小长大的那个世界，而是来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建筑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就连脚下的马路也是陌生的。小时候逮蛐蛐的古老城墙呢？那黑黢黢耸到夜空中去、总是缭绕着蝙蝠的城门楼呢？在小卖部卖米花糕那个脸色红润的慈祥大妈呢？每逢天阴下雨都要到你家来看漏不漏雨的大爷呢？在胡同里碰面的时候总要高声问一句“嘛去（发音：怯）”的同伴呢？那个即使你站在柜台前看一整天书，店员也不会责怪你的旧书店呢？那个偷偷送给你一块彩色橡皮的邻居家的女孩呢？

这一切都没有了，都消失了。

不知不觉之间，吴克勤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里亮如白昼——人民大会堂也许正在召开春节茶话会，也许正要开始一场光彩亮丽的文艺演出，以此向整个世界说明全国人民都很幸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游走着很多外地游客，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上面的碑文清晰可辨，至于究竟有谁会耐心琢磨它所蕴涵着的历史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重要问题；革命历史博物馆庄严肃穆，暂时停止了对人民的教育；毛主席纪念堂里面，一个已经逝去十多年的伟人，似乎正在饶有兴趣地谛听着外面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所有的一切都像人们设计和期望的那个样子存在着，至于这是不是吴克勤的期望，难道是问题么？大山之于小草是问题么？

一件被抽取或者改变了意义的事情，往往会变得很荒谬，比如一场球赛，如果抽掉竞赛的意义，就会成为这种样子：一群穿着一样衣服的人在一个地方疯狂抢夺一只皮球，并且争先恐后要把那只皮球塞到一个铁制的圆筐里。吴克勤当然知道，　他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身份的意义早已经被时间抽取光了，以往那段辉煌的岁月变成了“一个丧失自我的人对自我连续不断的撞击与毁灭”。这有多么荒诞！

现在，北京知识青年吴克勤才深切意识到那个时候多么可笑，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么可笑。

但是，在这个热闹的除夕的夜晚，心情不好的吴克勤没有深想诸如此类的问题，他很快就回家了。

吴克勤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秀梅正站在门口的路灯下等他。细心的秀梅马上发现了吴克勤颧骨上的伤痕，吴克勤解释说是干活的时候摔的。

“我不信，”秀梅仰起脸看着吴克勤，抚摸着伤口周围的紫色淤痕。“摔跤不可能把这里也摔成青的……怎么了？克勤，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是不是让人打了？”

秀梅眼睛里颤动着泪光。

吴克勤把她的手放下来，什么都不说，先走进院门去了。正好碰到一个男人出来，彼此看一眼，擦身而过，谁也没说话——这个住着三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人和人之间很冷漠，有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揪斗事件彼此还结着恩怨，经常就会发生一些损人不利己的小事：谁家的孩子把谁家的锁眼塞上木棍、半夜在门窗涂上屎尿之类；为了按照人口均摊水电费的事情，或者因为人数问题或者因为计算方式问题，经常爆发争吵，有一次一个莽撞的小伙子扇了一个老大爷的嘴巴，得理不让人的老大爷一下子滚到地上打起滚儿来，直到派出所把小伙子带走才爬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你对所有人都怀着温爱之心，也还是沉默为好。所以知识青年吴克勤很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