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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2页)

八、金箔厂就是要让职工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逐步富起来。因此,鼓励职工多劳多得。允许职工搞第二职业。只要工人在厂里完成本职工作,不搞本厂同类产品,就可以从事各种增加收入的第二职业。

九、每个产品都要面向市场,参加竞争。在经营手段上,坚持不受区域性条条框框的约束,凡是个体户或者沿海地区能办到的,凡是合资、独资企业能办到的,我们都要办到。特别是回扣问题,人家给多少,我们也要给多少。招待费不够,允许采取变通办法。为了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特殊情况下,宁愿“违规”也要干。

十、考虑到国家规定出差人员的补助费过低,各分厂可以搞业务费总承包。只要手续齐备,可以凭白条报销;现行的财务制度也可以突破,允许变通灵活处置。

十一、为了推销企业产品,除了大量招收业务员外出推销外,在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可以招聘兼职和专职业务员和技术人员。可以按照事先制定的办法,发给这些人基本工资和业务费。

十二、近几年,我厂花很大精力开发了一些好产品。可是一个好产品,大家都来啃,导致互相残杀。要求县里必须采取相应制约办法。

十三、我厂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实行人员自由进出制。

十四、在调入和使用人才方面,坚决突破现行的条条框框,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凡是要进我厂的职工,不问历史,不查档案,只注重当面交谈,只强调你能干什么,你现在想干什么。所有岗位都可以竞争,能者上,庸者下。是骡子是马都允许拉出来遛遛。

十五、坚决支持改革开放的尝试者。我们改革步子迈得大,试验的产品比较多,摸索套路也不同寻常,职工中难免有不同意见,工作也难免有失误和失败。因此总有人写匿名信,甚至上访。有鉴于此,我们对所有来访者一律置之不理。反映到上面的,也要求政府对改革者实施政策保护。

到会人员看了一会儿后,何大福照本宣科,读一段讲解一段,会场上气氛异常热烈。读完稿子,他对大家说:“欢迎各位领导发表高见,帮助我们完善改革举措。”

与会者争先恐后发言,几乎全是唱赞美词的。何大福边干边吹的“吹”功取得了十二分的效果。

没想到朱书记最后沉下脸来说:“金箔厂提出做金东县改革的试验田,我们全力支持。但是打着改革旗帜而乱搞的,我们能支持吗?例如,为了改革,违规的事也做,我们要支持吗?对待改革开放,我们县委、县政府一定积极去浇水、培土、施肥,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要适当的剪剪枝”。

何大福沉不住气了,他立即激动地说:“我非常感谢县委领导对我们的关心,但我还是感到有点不对劲。这浇水、培土、施肥、剪枝八个字,一看就是园丁做的事,而我们则是花朵,这就是说,政府永远都是园丁,我们永远只是花朵,政府与我们不是一个战壕里的人。我认为,改革开放是全党全国的事,既是企业的事,也是政府的事。因此,我们希望政府领导不要当观众,不要当裁判,要当演员,当运动员,和我们一道唱卡拉OK!”

何大福这番不礼貌的话,说得朱有才脸红脖子粗,会场霎那间由热变冷。朱有才连饭也坚决不肯吃了,大家不欢而散。从那次会议以后,朱有才再也没有给何大福好脸色看过。

篮球场理论:5号下6号上(1)

何大福改任厂长以后,深知自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毕竟不是金箔行家里手。尽管他这几年不断学习、反复琢磨,对金箔生产工艺和管理套路有了基本的了解,但遇到重要和关键的问题,他还是一知半解,只能听老厂长梅长生和刘恒决断。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梅长生和刘恒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总不能指望他们一辈子,后继无人不行。他身为厂长,总不能样样事冲在第一线,总得有一个得力的副厂长帮他抓好生产才对。

眼下,分管生产的是王志宏。何大福观察了几年,这王志宏实在是不中用。他除了跟着李雄关搞一些煽阴风点鬼火的事外,基本上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什么事。他不是金箔行家出身,也没读过什么书,初中毕业就去当了兵。当年,农村青年的主要出路就是当兵,所谓“一年入团,二年入党,三年当排长,当不了排长回来进工厂”,王志宏属于那种“当不了排长”的人,复员后进了金箔厂。因为是党员,厂里就拿他当了“万金油”,今天搞文艺宣传队,明天举办学习班,后天又搞这个赛那个赛的。凡是别人脱不开身的,都交他负责干。时间一长,他俨然成了厂里一名领导干部。1976年厂里抽调他到县里工业系统搞工作队,两年后工作队解散,他回到厂里。根据县里意见,提拔他当了副厂长,由县里下了任命书,一下子成了“县管干部”。

可是,王志宏虽然走运提起来了,但他干什么都干不好。分他干政工,上级分来一个李雄关,在部队是营级,压住了他;分他管技术口,他对金箔一窍不通,又不肯钻研;分他干行政,金箔厂小得可怜,一个行政科长曹庭都闲得无事,他分管什么呢?最后只好分管生产,名誉是管生产,实际上还是假大空,他不懂生产工艺,怎么管呢?混了这么多年,好歹有刘恒做厂长,有老厂长梅长生做技术顾问,王志宏“滥竽充数”,倒也混得人五人六的,平安无事。

何大福上任这些年,也想将王志宏“带”出来。当年他从化工厂调到金箔厂时,县里领导也曾问过他:你要不要带一两个人一道过去?他说:不用,有本事就地取材。到金箔厂后,他觉得王志宏是党员,才四十多岁,群众中也没人说他有什么严重的其他问题,便没有调整他。为了把他“带”出来,何大福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深入第一线,工作抓到实处。他也还努力,起早贪晚确实“好好表现了一番”。可是,毕竟“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了。每天在车间,他只是帮助工人做些下手服务方面的事,甚至有些重活脏活他也主动帮助干。可是,对于如何加强管理,如何降低黄金消耗,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他很少考虑,也拿不出什么主导意见。车间需要添置什么东西,需要处理什么东西,他只负责签署“同意卖王志宏”、“同意买王志宏”几个字,其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时间一长,人们就背地里叫他“买卖王志宏”。为了提高王志宏的领导素质,何大福连续两次将王志宏送到市里举办的干部培训班进行脱产培训,可是王志宏不领情,到处说这是在排挤他。更差劲的是,他对厂里生产工作漠不关心。两次培训期间,每星期回来休息一天。他家住厂里宿舍,可他学习三个月,竟然一次厂门都不进。

篮球场理论:5号下6号上(2)

对这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何大福终于决定下掉,换一个得力的干部当自己的生产助手。可是,当时何大福的权限只能调整车间主任这一级干部,厂级领导的任免,他最多有一个推荐建议权。那个年代,你推荐建议理由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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