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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2页)

朱有才已经用“反###”名义击垮了两个“不听话”的科局干部,在金东已经闹得人心惶惶。那两个干部,一个是政府办公室主任潘家宣,一个是县委办主任刘道宏。这两办主任已经干了好几届了,金东各界领导和干部都反映他们有能力、有水平。可朱有才上任以后,许多说法和做法令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作为两办主任,有时便直言规劝几句,有些事也提出一些不同观点。其实这也是为他好,可朱有才不领情,认为两人不是自己的心腹,使用起来不顺手。按理说,如果认为干部不如意,正常调换一下也是可以的。可他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想“杀鸡儆猴”,竟用“法律武器”来制裁他们。县政府招待所年久失修,县里决定装修一下,任务交给了两办主任。施工单位为了多捞两个钱,分别给两位主任各送了一台“美的”牌空调,两位主任都能把握自己,一个叫人抬到了办公室,准备退还给装修者;一个将钱付给了送空调者,让送空调的退还给装修单位。但收到钱的也没有及时退,朱有才收到了检举信,不认这个账。你送到办公室为什么不报告给县委领导?肯定是准备风声过了再拿回家;你退给送空调人的钱,他为什么不退回去而留在身上?肯定是等风声过了再把钱拿回来。所以朱有才亲自找到检察长:“这反###也不能光讲在嘴上,否则人家会说我们行动不力。抓###就要从领导干部抓起。”两位主任同一时间被抓进牢房,迅速作出判决:每人五年徒刑。为此,二人葬送了一辈子的前途。

朱有才的“威望”顿时升高了许多,各级干部见到朱有才都唯唯诺诺、低三下四。那一阵子,朱有才仿佛长高了许多。可是,干部们“屁股一调,便另搞一套了”,讲他好的人不多,连他在金东县干过的几件好事也被坏口碑湮灭了。

就在朱有才“威势”升天、必欲除掉何大福而后快的时候,有人检举何大福私盖“别墅”,这可真是要打瞌睡就有人给送枕头。于是他批示纪委、检察院、公安局联合调查,最后由他拍板查处。

何大福的岳父周礼贤,本是金东县一个乡50年代至60年代的老副乡长,在当地威望极高,全乡二万多人平时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老乡长。他任副乡长十几年间,负责抓农业,长期背一个背包和一个军用水壶,带上几块烧饼,深入到每个村庄、每块良田,从不在哪家吃一顿饭,喝一顿酒。他有一个老乡在食品站当站长,那时候猪肉紧张,什么都要票,站长有时带点猪肝、猪腰子给他,他都是当面叫其拿走,否则当场摔到门外去。隔壁邻居与他家相处几十年,他从不到邻居家吃一顿饭。那年邻居家儿子结婚,为了请这位副乡长吃顿喜酒,知道请不动他,便借口自己家里地方不够用,特地在副乡长家办了一桌,可是到了吃饭时,副乡长还是跑得无影无踪。1963年,这个乡的###大队一直搞得不好,乡党委决定叫周礼贤兼任大队书记。上任那天,大队其他干部硬要与他吃一次饭,欢迎他。他答应了。有人在大队鱼塘里打了一条二斤多重的鲢子鱼烧烧,又从大队主任家抓了一只公鸡杀了烧烧,喝点土烧酒,大家都开开心心。没想到那年年底,当地开展“社教运动”,发动群众对所有干部进行“揭发检举”,又要求所有干部进行自查自检。周礼贤上任吃一条鱼的事被揭发了出来。进驻###大队的几位工作人员都是“初生牛犊”,捞到这一手“活材料”,立即进行“整理上报”。那时“上纲上线”、“上挂下联”司空见惯。他们给周礼贤算了一笔账:每天打一条鱼,二斤多重,上任一年,三百多天,打了三百多条,每条二斤多重,累计六百多斤,每斤二元多钱,计有一千多元。这是一条“大青鱼”,一下子就把他列为重点查处对象。周礼贤被撤职查办,抄家退赔。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张老祖宗留下来的花板床被拆散没收做退赔。二年后,社教工作队极“左”行为受到纠正,周礼贤家的花板床已经支离破碎。他本人还没有来得及被###,又闹起了“###”,被当做“走资派”靠边站了好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了集镇党总支书记。

权大压死人(2)

长期的农村工作,加上多次政治运动的不断打击,周礼贤积劳成疾,高血压心脏病常常发作。70年代末期,正好小女儿要顶职,周礼贤便办理了退休手续,回乡养病。一天,他的老部下,现在金东县所在地西山镇担任党委书记的王瑞立,前来看望他的恩师老乡长。昔日正是周礼贤在###大队发现这个小伙子好学上进,工作积极,便加以培养重用,一步一步升上了台阶。王瑞立看到老乡长与老伴俩人在乡下无人照料,生活医疗都不便,便问起:“儿子、女儿都在县城,为何不靠近他们?”老乡长回答:“去可以去,儿子、女儿都要我们老两口住到县城去呢,可是他们那么大一点地方,我们住哪儿呢?”王瑞立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们镇上有几个蔬菜大队,你将户口迁到那儿菜农户上,我帮你解决两间地皮,自己盖两间房子就行了。”“不行!不行!这样太为难你了!”“为难什么?这事我办得多了。像你这样一辈子为金东作贡献的老干部,到老来竟没有住的地方,我们有责任啊!这事我来帮你办到底。”

那年,全家大小回乡下过端午节,周礼贤向子女们讲到这件事,大家都支持。四个子女都表示,父母一分钱不要烦,全部由子女承担。何大福说:“我是大女婿,现在收入高多了,大头由我来承担,建筑队我来找,图纸我来找人画。”

因为是王瑞立书记主动提出要办的,所以两间房基很快批复下来。按照周礼贤老两口的意见,就照农村人家房子的样马马虎虎盖两间,有个地方住就行了。可是,何大福不同意,他说:“西山镇是县城,样子不能落后,不能盖两年再扒掉。”于是,他在南方照了几张照片,照人家外形画了一个草图,然后请厂里基建负责画图的技术员搞了一个施工图,到镇上办好了一切准建手续。当时,金箔厂正在大发展的时期,几个小型建筑队在厂里施工,他请了一个建筑队对房子造价做了一个预算,200平方米两层楼,那时水泥钢材都十分便宜,全部造价只有四万多元。于是,何大福找到陶建公司端总,请他帮个忙,抽空将这个小工程顺带建一下,端总一看仅一幢小二层,认为小事一桩,抓起图纸,问清情况,站起身来就要走。

何大福连忙拉住他:“不要急,我们签个合同,按规矩办事。”

端总笑了半天,说:“什么规矩?这点小工程算什么?凭你何厂长让我们做了上千万的工程,我们帮帮忙也是应该的。”

“那不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不按规矩办,我就不让你们盖了。”何大福很认真。

“那好!我们签个合同。”端总从包里掏出一张合同,在上面按工程要领写清楚,双方签了字。

“这就对了,私事私办,公事公办,不能含糊。”何大福说着,从包里掏出两万元预付款,交给端总。可是端总坚决不收,说:“合同签好了,防止上面查,这钱坚决不收。”

“你害我啊!”何大福脸一沉,严肃地说。

“你这个人啊,真是少有。”端总无可奈何,将钱收下了。

两个月,小二楼拔地而起,因为样式有点像外面的小别墅,所以在当地还算醒目。工程完工后,何大福又将剩下的二万三千多元余款送给端总。双方推让了一身汗,端总还是收下了,出了工程付款收据。

房坯建好后,需要做简单的装修,正好金箔厂搞“金字招牌”,有一个小型安装工程队。何大福找到队长戴永,叫他带人抽空去装修一下,并告知:“一根螺丝钉都自己付钱,不能揩公家的油,所有材料发票都必须收齐,不得丢失。”施工结束后,共计花费4600多元,何大福一时凑不足这笔钱,打了一个欠条:本人岳父因家中房子装修,由工程队垫资4600元,由本人负责归还,特立此据,欠款人——何大福。

问题就出在这个装修上面。李雄关一伙人得知何大福在西山镇建了一座两房小楼,不知是何大福岳父的,以为是何大福利用职权拉关系搞的,后又得知装修的四千多元钱全部由企业出的,这下逮着了,便派人将整个装修费用从会计那儿调过来,搞了个复印件,所有购材料发票原件,都统计在内,写了一封揭发信,复印十几份,分别投寄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每位领导那儿。

1993年4月20日晚,朱有才又一次召集了常委会议,讨论查处何大福违法乱纪的事。因为何大福还是金陵一带名人,加上“两办主任”事情,怕人再说他“泄私愤”,所以他才“小题大做”。公安局长、检察院长都被喊来列席。

“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封揭发何大福私盖小别墅的事,影响很坏,而且肯定有经济问题,不查能行吗?你们大家看呢?”朱有才望了望大家,特别将眼神落在万庆彪脸上。

“我看查肯定是要查的。”万庆彪态度不含糊。

“大家看呢?”朱有才扫了一眼大家,问。

“应该查。”众位都说,“应该查。”

“那好。纪委黄书记,你去查查这建房证是从哪儿来的?有没有?谁批的;检察院邵邦昌检察长,你去看看这装修费用情况;公安局邢雨局长,你们去看看这建房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朱有才像布置重大战略任务一样,作了全方位的部署,“下星期我听汇报。”

一个星期以后,在碰头会上,纪委黄书记向朱有才报告:“这房基地不是何大福的,是何大福的岳父周礼贤的,他也是我县老干部,是西山镇王瑞立书记的老领导。王书记主动关心他,帮他解决了地皮的,批准手续全部齐全。”

邵邦昌检察长报告:“装修费用4600元是金箔厂一个下属单位垫付的,但何大福打了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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