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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 一马平川怎么防（第3页）

所以尽管在赵匡胤时期，宋与辽国在边境上没有大的战事，但上述这些边将们却时时刻刻严密关注和应对辽国形势，并时常主动出击，以小规模冲突的方式侦察敌情、锤炼部队、震慑辽国。

故而：

“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到了赵光义以及后来的真宗、仁宗时期，由于两次北伐（高梁河之战、雍熙北伐）以及辽国数次南侵以至于最后屈辱的澶渊之盟，宋军完全一改太祖时的攻势防御策略，改为全盘防守、只守不攻。

简单地说，就是拼了命地堆人数、修工事。

在边境一线挖沟引水、修筑堡寨，将此处彻底的化为沟塘泥沼，并大幅度的扩大堡寨的规模、数量和规格。

此举带来的后果就是，在限制敌人骑兵机动性的同时，也大大的伤害了我方各处守军出击、联络、巡防的可能性，使得一线防御体系变为了一个个割裂的孤子。

尽管单点防御或许变强了，但整体防御却减弱了。

甚至随着沟塘泥沼规模的扩大，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乘小船巡防的水军小分队。

而更令人可笑和生气的是，一度朝堂上不少大臣竟然开始上书，论述如何利用这些水系来成功的种植稻谷补贴军需，丝毫没想到这种完全丧失进攻性质的防御设计和思维定式会带给国家怎样的弊端。

而在二线则以镇州、定州为核心，常年屯驻大批量的部队，进一步加大了对国力和后勤的消耗。

相比于这种消极的防御策略更可怕的，则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对边防将领近乎于抽真空似的限制和束缚。

赵光以及以后的宋朝君主，对河北边防将领限制的皆为苛刻，无论是防御还是反击，都严格设置了规定的动作和步骤，行军出阵必按所谓皇帝“阵图”。

凡依此而行者，战败不记大过，不行者，则战胜亦不论功。

长期下去之后，宋朝沿线的各处堡寨守将和二线的机动兵团统帅，纷纷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哪怕敌人从我眼前过，只要不攻击我，我就眼神防守让他过去。

从本应自觉践行和贯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转变为了解放战争时期“友军有难、八方点赞”的假仗义。

所以尽管增大了兵力、强化了河北的防守密度，但这些所谓的防御实际都变成了木偶和稻草人，辽军骑兵反而可以更加肆意从容的穿插进攻。

这就形成了国防和军事的恶性循坏，面对辽军屡次侵入纵深甚至逼近黄河沿线，宋朝中央愈发恐慌，进一步加大河北的驻军数量和防御工事，并给前线将领的指挥手册上再打补丁。

长此以往，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河北当地也陷入了频繁的征兵和被劫掠状态，生产能力和战争潜力极大的被削弱。

因河北兵源不足，赵光义后期甚至想要从河南等地抽调农夫组成民兵，幸亏在朝中一些大臣的阻拦下，才搁下了这么一个既耽误河南生产、又无法改善河北防御形势的烂招。

以上是宋军在河北方向的基本布防情况和赵匡胤及之后时期的一些部署和策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山西方向。

这个方向主要连接燕云十六州的山后地区，面对的辽军核心据点就是云州（今大同云州区）。

由于这里不是宋辽战争的主要方向，所以宋军的防御情况也相对较为简单：

第一线的防御就是恒山山脉，而重中之重的则是长城“外三关”之一的雁门关。

雁门关与其南侧的代州（今山西代县）紧密相依，宋朝专门在此处设置雁代都部署一职，负责拱卫。

往南的二线防御阵地就要退到了太原，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太原之地位无可替代，南北皆以此处为屏障要冲。

正因如此，尽管赵光义灭北汉后先火烧后水淹的彻底毁了晋阳古城，并将并州治所（即太原）迁到了榆次县。

但随着宋辽战争的加剧，负责山西防御的潘美，最后仍然在第一时间（982年），重新将治所迁回故地，在唐明镇营建新城。

（潘美后来任三交都部署，“三交”即太原城北三交镇，今太原尖草坪区十里铺）

但仓促之间修建的新城怎能与千年坚城晋阳古城相比，这就是自以为是、心胸狭隘的赵光义干的好事。

以上就是宋朝在河北和山西方向的防御部署情况，下面我们可以转入辽军对宋军的进攻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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