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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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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家》·太平湖（1）

列车沿着一条熟悉的铁路向北方飞驰。

巴金坐在飞驶的列车窗口，眺望着从车窗前疾掠而去的山川、田畴和一排排在春风中返青的林莽。江南碧绿的原野从老人眼前迅速变幻成北方尚未吐绿的大地。时光已是1978年的5月。

巴金又来到北京。

这已是他“文革”后第三次赴京了，古老而雄伟的京城，对于巴金来说始终是魂牵梦绕的地方。自1966年6月他在这里参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回上海后，眨眼就十一年光景了。这期间巴金失去了自由，他始终没有机会走出上海，北京当然就成了他心仪的所在。1977年10月，巴金忽然得到上级的通知，要他随上海人民代表团，前往首都北京参加毛泽东纪念堂的开馆活动。他为随团赴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而倍感振奋。

这是巴金在拨乱反正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古都久违了，然而，北京的金秋仍然让老作家心往神驰。因为这里有许多文坛上的友人，也留有巴金难忘的记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给他带来了灾难，然而在这位作家的心里，始终没有改变对这位伟人的敬仰。在纪念堂里巴金面对巨人的遗体，长时间的凝思着。历史烟云似乎在那一刹间在他的脑际里翻腾，又在他的头脑里定格。那些他亲身经历的历史，就构成了巴金形象思维新的灵感。他承认任何人，包括静卧在水晶棺材里的一代巨人，他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会犯错误。而巴金正是从毛泽东的一生中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缔。

巴金第二次再来北京，是在1978年2月。

那是他“文革”后期首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多久违了的友人，都在这次会议上重聚与相逢。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在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之后，依然还象从前那样雄伟壮观。只是巴金心头感到有些悲哀的是，许多熟悉的友人都已经不在了。其中最让他怀念的人就是周恩来。也是在此之际，巴金提笔写了一篇怀念周公的文字，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他最崇敬的就是周恩来了。而今当巴金随着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走进这座熟悉的辉煌建筑时，他心中就不能不产生一种隔世之感。

这一次——距参加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仅仅过去了三个月时间，巴金再一次进京，他是为作为出席中国文联三届三次会议的代表而来的。作为中国文联的领导人之一，巴金知道这次会议对于他和所有在浩劫中幸免于难的文艺界人士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是真正的解放，也是动荡过后难得的一次隆重聚会。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有这样的机会。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结果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巴金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文代会之前，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经就再版他46年前在上海面世的成名作《家》，进行过多次的洽谈。巴金完全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国家一级的出版社，有一天会再版他那部在“文革”中多次受到批判的小说。“文革”前他家的二楼书房中还珍藏有少量《家》原版的几种版本。“文革”期间楼上的书都被造反派们查封了。他解放以后，手边只有一本《家》，也还是解放后再版的。那时候，大地已经解冻，一些有幸来到他武康路小楼里作客的友人，多么希望索要一本由巴金签名的《家》以留作纪念。然而那时的巴金几乎无书可送给朋友。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主动要再版此书，此事对巴金来说不啻是最大的幸事。出版社希望他在此书再版之前，最好亲笔再写一个序言或后记。所以，巴金在临去北京之前就已经打好了腹稿，他不知对今天的读者该如何谈自己那部心血的结晶——《家》呢？！

巴金又住进了北京饭店旧楼。

这里他十分熟悉，“文革”以前他多次来京，大多都在这里下榻。而今天巴金来到长安街上，发现这里还像从前那样繁华与喧闹，车如流水马如龙。长安街，久违了！他记得自己在上海受到专政的时候，只要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实况转播，巴金就会想起眼前这条宽敞笔直的长街。

形势毕竟大变了。这不是梦，而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巴金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确实比从前年轻了许多，尽管脸上不时还会现出一丝淡淡的忧郁，那是他在怀念死去的亡妻，不过他从心底确已逐渐驱散了阴霾。自己现在74岁了，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不过巴金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身体比别人差。他在73岁的那年秋天，总算释完了《往事与随想》的第一、二卷。这说明他宝刀不老，译成以后他在北京的朋友何其芳竟然获悉了此事，便马上给巴金寄来了一封信，称他看了巴金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听说他正在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后大为感动，表示他一定要向巴金学习，要多学一种外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形势，巴金心里自然十分振奋。

巴金的上海寓所也再不是门可罗雀，许多从前不理睬他的政府高官们现在开始鱼贯而来。特别让他振奋的是，去年九月里，巴金被允许在上海会见他从前的两位日本老朋友，一位是德高望重的中岛健藏，一位是日本文坛上卓越的人物井上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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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家》·太平湖（2）

让巴金高兴的事情不止这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版他的小说《家》后不久，有关部门又允许巴金的法文本《家》在国外出版发行。当他提起笔来为法译本《家》写序的时候，巴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去年十月当《上海文学》复刊的时候，编辑部主动向老人约稿，这时他决定把改了又改的短篇小说《杨林同志》拿去发表。这是他从修改了多少遍也不肯轻易出手的中篇小说〈〈三同志〉〉中，精心提练出来的一部情节。应该说这篇〈〈杨林同志〉〉才是巴金晚年小说创作中最为满意的一篇。当然，巴金希望的并不是它在文坛上引起什么的轰动，而是想圆他自己多年的一个梦！他总是认为自己欠了朝鲜战场上那些英雄们的一个债，当然是文债！现在老人总算还上了！

巴金感到在过去的一年，他在政治上也真正翻了身。十二月底，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举行。巴金又坐在了大会的主席台上，当巴金的电视画面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围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竟然一片欢呼：

“巴金出来了！”

“没想到他还活着！”

“你们看，巴金老人还象从前那样精神，他没有老，只是头发全白了！”

也就是在自己公开亮相不久，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题为《除恶务尽》的发言。为篇谈话在报上发表以后，全国读者都看到了久违的巴金！巴金又回到了久违的文坛！

一九七八年对于巴金来说，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年头。早在二月下旬，他就从上海来到了首都。巴金又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同月，他的《处女地》新译本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给赴会的巴金心中平添了无限喜悦，他感到自己又可以写作了。大会结束已是三月初，巴金回到上海马上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他感到从前的时间都荒废了，现在时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紧了，他有一系列庞大的写作计划都摆在面前，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刚刚开始，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也仅仅写了几千字，在这时候各报的稿约又频频向他飞来，巴金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但是，他仍然抽出时间替别人作工作，例如一份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的访问纪录稿《〈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它》就摆放在老人的面前，他必须拨冗审定，老人之所以如此，是他认为自己能为别人研究鲁迅作一点工作是荣幸的。

如今，五月的春风吹绿了塞北大地。巴金只好暂且放下手边文稿，匆忙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扩大）会议了。他在这次会上要发表一篇讲话，巴金已经把这个《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的发言，看了又看，改了又改。就在巴金修改这个发言的时候，他敬重的老前辈郭沫若忽然逝世了！巴金感到悲恸，本来他想利用会议休息的机会，前往北海附近的寓所去探望郭老，然而他没有想到同样经受“文革”灾难的文学前辈郭沫若，竟然在国家走向万象更新的时候挥手西去了。

在这种时候，巴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阴影末消的水平上。他希望在自己的这个后记里讲讲自己的错误。他想对读者这样说：“我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象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方子。。。。。。。。。。”

巴金仍然还在写自己的批判！他那时的思想还停留在自省自悟与对灵魂深处封建思想的反思之中。巴金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假谦虚，而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留给他心灵上的烙印太深太重。他始终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有待改造的人物，尽管他的问题早已经得到了解决，写作的自由与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已让巴金重新找回了那个淡忘了的世界。然而一遭蛇咬，三年怕井绳的畏怯感与旧时代作家的“自卑”，仍然时时在束缚着他的思想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