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国换了领导班子。
还是这一年,“浑水”狙击中国企业,东方纸业等纷纷中招。张一鸣推出“今日头条”,程维推出“滴滴打车”。
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00亿,某部喜剧票房竟然超过10亿。2003年,中国电影的总票房每年上涨30左右,2009、2010、2011更是达到了50。
对电影及独立电影,2012年都是转折性的。
胶片失去往日辉煌,它的衰败猛如迅雷。导演转为数字拍摄,而2012年是分水岭。胶片业务一落到地,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全国上下的电影院不再接受胶片电影了,胶片电影要转数字才能播放。上海电影技术厂曾在2003年到2011年,八条生产线全部开放,百名工人同时操作,仅四年后,2016年,它作为中国最后一条胶片电影的生产线,正式关闭,《长江图》是“中国最后一部胶片电影”,而同一时间,好莱坞的大工作室仍会生产胶片电影。
对于这个发展趋势谢兰生是不适应的。他总觉得,数字有数字的好处,胶片有胶片的好处。数字拍摄画质更高,学生也能拍摄出来非常清晰的电影,同时,它对“演技”的要求是大大大大地降低了。演员可以拍摄n次,后期制作也如魔法。它的放映同样简单,打个比方,iax胶片的片盘直径是一米八,胶片、片盘有800斤重。放映时,四个片盘同时动作。放映员要学习一月放映才能确保成功。
但,谢兰生认为,数码画面由像素构成,胶片画面由颗粒构成,这“颗粒感”非常适合某些题材,比如需要紧张气氛的,而数字呢,如此丝滑,如此冰冷。另外,色彩、影调上,胶片电影远远凌驾数字电影,它能体现光线变化,更加真实,更加细腻,宽容度更加大,成本高昂,色彩美丽。胶片暗部并非全黑,有朦胧感与虚化感。而且,有时,胶片电影因为“失焦”也更立体,拍摄对象会有晃动,不会一帧是一帧,一个平面是一个平面。
谢兰生他还挺怀念胶片电影的时期的——一般人都扛不起来的摄影机“砰”地一声落在片场,非常非常有重量感,所有人的注意力因摄影机而高度集中,他们知道“这是片场”,对片场产生敬畏。而现在呢,片场的人更加关注片场外头的监视器,还总觉得“可以重拍”“可以处理”,一决胜负的感觉没了,主创、演员全变懒散了。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数字拍摄可以缓解男女演员的紧张感。
谢兰生觉得,中国电影的投资者对于“利润”过于看重了。诚然,数字大大降低成本,发行成本降低了90,可这成本总归要在其他地方还回去的,比如演员、宣发。
因为真的不大知道数字版本能存几年,电影公司还是会做拷贝出来,好好藏着。
对于独立电影来说,2012也是分水岭。
这年,被北电的学者称为“独立电影的强拆年”。
三大独立电影展,一个都没能顺利举行。
2000年后,dv一代登上舞台,独立电影如火如荼,三大独立电影展在两三年间相继成立,2007年左右到了巅峰,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昆明,而除了这三大影展各地也有中小影展,大家进行学术讨论甚至争论。这些影展的共同点是并没有广电批文,但,有高校的展览备案与艺管的展览备案。他们基本放映的是没有许可的电影片,少量兼容有许可的电影片。
据说,广州纪录片大会在2003年被电视台创办之初,广东当地有关部门曾向上面要求取缔,而且,还绕过了中宣部,直接递到一把手那,最后拿到的批示是“给年轻人一些空间”“注意加强管理工作”,这可能是指导思想。
可2012下半年,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官方只做“精准打击”,比如,它们认为某部片子存在问题、不适合放,会通知举办方说“拿掉拿掉,不适合放”,可2012年呢,北京影展首先出事,可能因为,这届影展政治色彩的参展电影比较多,有两三部,而且,北京影展属“死硬派”,地点偏偏还在艺术家云集的北京宋庄。
关停方式简单粗暴——断电。
这个北京独立影展刚刚完成开幕仪式,突然,现场没电了。
北京8月的热浪里,独立电影节被断电,所有参展的电影人静静坐在黑暗当中。
接着,10月,南京影展“因故延期”。其实,在整个10月期间,组织者的组织工作就受到了一些压力,不同部门向组委会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不要出现国际来宾,不要进行公开宣传,提供参展影片备份,不要举办公开放映……但主办方为了保护电影导演没给资料。最后官方失去耐心,决定结束一切。
南京影展前一个月,合作影院接到电话,“不可以提供场地”,于是,组织者在大学里面签约礼堂、筹备影展,可大学也接到电话,最后,连敲定的民间展厅也被禁止参与其中了。场地没了,影展实在办不起来、做不下去,不过,一众评委却还是到一家酒店做了评奖。
到下一年,在云南的独立影展也没有能办的起来。这个影展在几年前因某片子出过次事,那回他们搬到大理,在阁楼上做了交流,可这回,连大理也不接收了。
三大影展遇到困难,中小影展也被关停。北京影展在2013年时又坚持着办了办,可再下一年,据说,负责人被警方带走,签了停办的承诺书,官方同时还带走了10年间的电影成片等。而南京影展呢,一直坚持到了2020年,才宣布永远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