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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新华社副社长马胜荣

2004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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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穿行在枪弹和怒火中（1）

巴以的春天，没有灿烂阳光，只有横飞的石块、子弹和血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对付坦克的武器，竟然总是石块，是情绪的难以控制，还是太过固执形势紧张时，官邸入口就越小，要想进去，都必须侧身而过带着女朋友逛街的以色列士兵，紧张的局势使枪支到处可见

和平路茫茫，满目尽血光。

在巴以地区久了，对于冲突、流血、杀戮，总有一种异常疲惫的感觉，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废墟，当子弹射来时，当石块砸在身边时，我领教过凶险，感受过恐惧，更不幸留下过伤痕。在阿拉法特去世前几个月，我看到了悲壮中的阿翁，烈士暮年，无限感慨在心头……

这是我在《新民周刊》上一篇文章的题记。２００４年春天，巴以局势走到了火山爆发的顶点。沙龙在忍耐了十来年后，终于出手了：３月２２日，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被杀，他的轮椅被炸翻，淤血一片；４月１７日，一个月未到，他的继承人兰提西也被炸弹炸得粉碎。

沙龙杀红了眼。哈马斯在悲壮中更铆足了劲。亚辛被暗杀后，哈马斯发誓：将对以色列发动“地震式”报复；兰提西死后，哈马斯又发誓：将对以色列发动“火山爆发式”报复。

身处漩涡中心的耶路撒冷，风声鹤唳，我目睹了太多的血光，接连不断的突发新闻，几乎每小时都有从国内打来的紧急连线电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厌倦。两年多战争边缘的生活，我出离了恐惧，有的只是对无尽止硝烟的悲伤。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坠。出门，似乎都成了一种历险，谁能保证“肉弹”没有在我楼下游荡；喝水，总有一点心慌，谁又能保证水中没有被混上毒药？类似的新闻我自己本人就曾不止一次报道过。

凤凰卫视的老朋友们胡一虎、萨文在每次连线之后，总要再三叮嘱：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我总是一笑：“习惯了，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事，也是没办法的。”在这非常时刻，没有人能预料接下来发生什么，也没有人敢打包票不发生什么。谁又能说，我所住的楼房下明天不会被武装分子突然安装上炸弹，我下次就一定还能与电视台连线呢？

耶路撒冷，以色列军方将领告诉我，他们已将安全工作提到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戒”；拉姆安拉，巴勒斯坦的政治大本营，则是一片风声鹤唳。

独坐书斋，是我的乐趣。但在动荡的日子里，置身四面杀喊声的环境，我又怎能坐得住？

沙龙——阿拉法特，拉锯战的两端

４月１８日，兰提西被杀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摄影记者高学余，问他想不想一块去拉姆安拉。

我得知，以色列军队已全面包围了该城，大批军队就集结在外，就等沙龙最后的命令：突入城内，对阿拉法特下手。

老高是一位５０余岁的老同志，干活却有拼命三郎的架势。２００３年，新华社摄影部评其为优秀摄影报道记者。

一拍即合，我们迅速从耶路撒冷赶往拉姆安拉。虽然一个是以色列掌控下的行政中心，一个是被围的巴勒斯坦首脑所在地，但这两个城市，实际的距离也就十分钟车程。

在这块逼仄的土地，10分钟，就是拉锯战的两端。一边是沙龙的磨刀霍霍，一边是阿拉法特的不屈抗争。三年来，几经交手，各有胜负，卷起多少血雨腥风！

一路上，老高还对我的新闻热情感慨万千：“我是老同志了，单身出去习惯了，你们还年轻，像这种太危险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不通知你们为好。”

但既已出来，额外的考虑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采访顺利，一路平安。如果真发生什么，只能是对不起了，我亲爱的家人。

穿过　“生死线”，进入拉姆安拉

出耶路撒冷，我们的“陆地巡洋舰”越野车疾驶五分钟。连片的石头房子远去，道路变得颠簸。前面就是卡兰迪亚检查站，进入拉姆安拉最大的关卡。

颠簸，是以色列坦克留下的杰作。经过三年多的围剿，坦克来回的扫荡，巴勒斯坦地区已是一片狼籍，孩子们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门外头更看不到一条平坦的道路。

我有时戏称，这种凹一块凸一块的路，就像狗咬过一样，简称“狗路”。

“狗路”边上，以色列士兵正在换防。刚到的麻利地穿上防弹衣，下班的则相互寒暄着。旁边，则是一排排冷森森的枪支。几个年轻的士兵还在相互打闹，不时拉动枪栓，朝我们这些贸然访问者作瞄准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