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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1）

一位以色列同行说，许多外国劳工，最怕的不是爆炸，而是警察——每次爆炸发生后，总是一些伤者自己挣扎着离开现场。他们是黑工，其中不少就是我们的同胞。在这片狭小土地上，已有７名劳工倒在了自杀式爆炸中。战乱下的生活是现实的，盲目的偷渡更让人痛心。在埃以边境，以色列士兵曾朝中国偷渡者开枪，一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死在了枪口下。

心灵的恐惧

正要落笔的时候，窗外又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侧耳一听：还好，似乎只有两三辆警车，渐行渐远，没有爆炸后必然地连成一片的尖利鸣叫，让人心惊肉颤。依常识判断，可能哪儿出了点交通事故，或者更可能的——在某个大型超市前，发现了一个情况不明的包裹……

开头的这句话是我在耶路撒冷一个夜晚写的。紧张的生活让这篇本来想写中国人的文章也就只写了开头几段，太多的悲剧让我当时再也无力叙述下去。现在接着朝下写吧，当我离开这片土地时，毕竟还有那么多我亲爱的同胞还在血腥冲突中承受着莫大风险，体会着生命边缘生活的无奈和刺激。

在以色列呆久了，似乎习惯了这种战争边缘的状况。如果隔上一个小时还听不到警车或者救护车的鸣叫，心里不由地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当然，随即而来的还有一阵欣喜——总算可以安静一会儿了，但这种欣喜往往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后更尖利的鸣叫中消失。

打开电视机，如果没有听到有关伤亡的报道，心里顿时就会打一个疑问，真的就天下太平了？时间长了，每次走过超市门口，先要看看门口是否有安检人员，没有，不进去！有，如果他正在聊天，不进去。如此工作态度，怎能防得住无孔不入的“肉弹”。

“动荡”，总是生活的常态，每天充斥荧屏的，总有太多的尸体、鲜血，甚至已散成片或块状的肢体，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巴勒斯坦人。有时，梦中，发现自己又置身在爆炸现场，呛人的血腥味将我从半夜睡梦中惊醒，独自茫然坐到天明。无所想，似乎又想了太多。

作为一个记者，我总是努力记录着生活的片段。每次爆炸发生，我总是迅速冲向现场。多次，正躺在床上，爆炸声传来，来不及梳洗，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胡子拉碴一脸睡痕的我，就出现在现场。

我不是非常怕死，但在这是非之地时间久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珍惜生命。只有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公允的：只有一次。

生活却永远不会公允，总有太多的冲击。即使来到了遥远的以色列，依然没有逃脱这种劫数。这是劫数吗？难道这块圣地，却总是带给人们不安定的血腥吗？

在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倒在巴以这块土地前，请让我赘述一下此前的一起屠杀。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６日，约旦河西岸一条公路，偶尔有车辆往来，远处，是看不到河水的约旦河谷，连接着茫茫一片的荒山，空阔，安静。

在巴以地区，采访中，我曾无数次从这条路经过。为避免风险，摄影记者高学余将他和我合开的一辆汽车四周都贴上了“ＴＶ”的大红字幅。尽管我们不是电视台记者，似乎用“ＰＲＥＳＳ”更为合适，但“ＴＶ”却是人人知道的最简单的字幅。它成了我们的自认最有用的护身符。

“护身符”并不万能。许多记者车辆仍不可避免地遭到伏击，就发生在这条公路上。幸好，这一天我没有踏上这条道路。这是一条不归路。当一辆小型厢式车突然出现在这条空旷道路上时，死神出现了。

路旁的山冈上，一个巴勒斯坦枪手突然出现，他训练有素地向汽车投掷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人们从车里惊恐地逃出来，鲜血不停地溢出，中间夹杂着孩子的哭泣。

但没有用，迎接这些人的是枪手冲锋枪的扫射。我不知道当时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孩子时，枪手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沉默？还是狞笑？如果狞笑，那似乎更能证明他是恶魔；更可能的是沉默，人性的黑暗，即使是推托于仇恨，那也只是对仇恨这个词的侮辱。

当以色列警察赶到时，巴勒斯坦枪手早已逃逸。７名乘客当场死亡，随后又有两个人在医院中告别人间。

其中有一个是刚满九个月的婴儿，他也成为以巴冲突２２个月来身亡的最年幼的犹太人。可怜他的父母还没来得及给他取一个名字！

第二天晚上，在同事蒋国鹏住处，与他的房东、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慈眉善目的犹太老太太聊天。

“刘，对这里有什么感觉？”她问。

“你觉得呢？”我反问。初来乍到的我，非常希望能听到当地人的感受。

“我还好……”她边想边回答，话锋突然一转，“说实话，我现在也不大敢随便外出，你知道，到处是爆炸，我现在也不看电视，那电视新闻，不听也罢。”

兴许是看到我的脸色，她马上安慰我：“中国人命大，与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友好，应该以后不会有什么事了！”

这只是她美好的愿望。一个多小时后，当我从蒋国鹏家回到住处时，突然接到电话：以色列“自由的心脏”特拉维夫又发生了连环自杀式爆炸事件。除了两个自杀式爆炸者外，还有三个人在瞬间离开了人世，这其中有一个是我们中国同胞，许恒勇，３９岁，来自福建平潭。

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2）

７天后，许恒勇的同乡、在这起爆炸案中受伤的李斌也终因伤重不治在医院去世，时年３４岁。他也成为第四名在以色列遭遇自杀式炸弹而身亡的中国人。

向国内发这条“７·１７”事件的稿件时，我不禁泪流，为同胞的不幸，为这片土地无穷尽的流血。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中国劳工在以色列喋血。在这次爆炸前的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女子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耶胡达集贸市场附近车站拉响了裹在身上的炸弹，六名平民丧生，其中就有中国劳工林春美、蔡献阳。还有两位同胞林金谋、陈拥军被炸成重伤，身体多处截肢。

２００３年１月，又有三名中国劳工倒在血泊中：他们是李培中、郭爱平和张敏民。

巴以的动荡还在继续，血还在流淌。一直负责处理劳工问题的中国驻以色列参赞范建民对我感叹：“在以色列有１万多中国人，留学生、劳工，他们住得都比较分散，每次爆炸发生，我们都非常紧张，就害怕中间有我们的同胞。”

“现在，基本上一有爆炸，就有可能有亚洲人甚至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许多劳工也是没有办法，出去必须要乘坐公共汽车，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这就是生活的无奈，也是中国劳工在以色列的一个侧面。

血洒以色列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角色，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前者是历史文化重镇，后者是经济港口新城。有一点不同的是，耶路撒冷同时被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视为首都，而且是犹太教、###教、基督教共同的圣地，为避免争论，外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一般都设在特拉维夫。

自杀式爆炸者的目的，就是多杀伤民众以制造轰动震撼效应。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作为以色列最大的两个城市，自然一直是自杀式爆炸者袭扰的目标。许恒勇等遇难的“７·１７”事件不过是一个新的例子。兴许是为了增强爆炸的成功率和效果，以往执行自杀式爆炸一般只有一个人，而这一次是两个巴勒斯坦人。

生还的中国劳工许祥兴告诉我们，当时咖啡店外摆着七八张桌子，他和几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