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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但在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军方采取了远不同于以往的策略，与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猛烈的战斗。实际上，在以军最高指挥部，军国主义显然复活了。巴勒斯坦平民受到的虐待、以军对西岸城市进行的定期扫荡都证明了这一点。

阿卢夫·本认为，支持采取这种强硬新手段的幕后人物是前以军参谋长、现国防部长沙乌勒·莫法兹。在他指挥军队４年期间，莫法兹一直在向他的部队鼓吹“胜利价值”，而且他把这种不妥协的思想带到了战场。在第一次“起义”（始于１９８７年）期间，以色列官兵若虐待阿拉伯平民会受到纪律处分。这种处罚现在很少有了。

19。无敌军队的背后（4）

是什么导致以色列军国主义再次崛起？阿卢夫·本认为，可能有以下３个原因。

一，声誉。在１９６７年的“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国防军似乎成了不可战胜的军队。但那是它的权力巅峰期。后来，以军的声誉在一系列不成功的和政治上有争议的战争中受到损害。以军１９８２年入侵黎巴嫩遭致惨败，第一次“起义”以僵局结束。２０００年５月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也使以军蒙羞受辱。

在以军撤退４个月后，第二次“起义”爆发了，以军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心。以色列作出的强硬反应成为“恢复威慑”的正当理由。莫法兹通过在人口稠密地区实施更安全的作战技术减少了军队的伤亡人数，也减轻了在自杀式炸弹袭击之下更无安全感的公众的压力，使以色列国防军的声誉提高了。

第二，预算。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对军国主义的抛弃可以从后来国防预算的削减中看出来。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均摊，国防预算从１９９５年的９％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８％。美国军援的增加部分抵消了预算的减少。但是，巴勒斯坦人的起义使国防预算又增加了。根据财政部的预测，在今年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的情况下，国防预算将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８．８％。

第三，社会变革。上世纪９０年代的经济繁荣和拖延已久的和平进程，促使以色列上流社会脱离军界、转入商界，这使战斗部队落入“外围”社会分子手中，而下层社会承担着与巴勒斯坦人作战的重任，因而赢得了社会更多的认可。

对于未来的和平进程，以色列政治社会学家亚吉拉·利维预言，国际压力和经济衰退可能最终将以色列拖回到谈判桌旁。但阿卢夫·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以色列军队更可能继续追求“赢得战争”的冒险目标，和平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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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沙龙官邸“挂上号”（1）

与沙龙做邻居，麻烦事肯定不少。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常有，频繁的安全检查更是难免。当然，玩笑也不少。比如去拜访沙龙，许多有经验的记者往往穿着拖鞋，而且往往还要提着裤子。为什么？因为皮带头都是带铁的，肯定要解下由机器检测。就因为跟沙龙做邻居，一不小心，我一介草民竟然在官邸“挂了号”，成了重点监控对象。

特工打电话查实我身份、背景

说起这件事，也怪自己疏忽。

话得从事发前一天夜晚说起，我因外出采访，回家晚了，转了附近几个街区，竟然找不到一个泊车的位置。最后，无奈来到住所附近的“时光”咖啡馆。这里与沙龙官邸隔街相望，曾经发生过一次惨烈的自杀式爆炸。但现在依然灯火通明。

咖啡馆旁边停着一溜的车，泊在马路牙子上。看看附近也没有禁停标志，而且有这么多车“身先示范”。忙着回家写稿的我就将车停在了这里。

不想，却铸成了“大错”。第二天一早去取车，路牙子上孤零零只剩下我一辆车。车旁边则是一个小伙子，一身黑服，五大三粗，平头，腰挎手枪，耳塞通话器，正拿着一个金属探测器，在车辆周边忙前忙后地试探，不时趴下来望车底里观看。

虽然周围没拉警戒线，但看到这架势，旁边的行人和车辆还是远远绕开了。按照在以色列的生活经验，很不幸，显然我的车已被认为是可疑目标了。这位小伙子正在检查是否有不明炸弹！

我赶忙上前解释，说自己是昨天深夜停在这里的，当时周边有许多车，以为这是可停车的地方……开车的人总是怕警察，更何况是在这是非地方。我真怕一不小心他们把我当成了恐怖分子，或者真把车当不明炸弹物引爆了。

听到我在旁边连声说着好话，黑衣小伙子站起来，面无表情，然后是一连串的询问：这是你的车吗？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这种问题，倒是经历过不止一次。于是一一作答：这确实是我的车，我是记者，来自中国，在这儿已一年了……

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我反问他：“好像你不是交通警察，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这纯属明知故问，因为从穿着打扮看，我已猜测他属于特工保镖一类。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就来自一路之隔的沙龙官邸。要没这点眼力，我就白白做沙龙的邻居这么长时间了。

果然，他掏出一个证件，迅速在我面前一晃。“看见了吗？”他问我。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但大致也看到了，证件上是照片，旁边有较大的英文字——“ＰＯＬＩＣＥ（警察）”。这证明了我的判断，他应该是特种警察，特工吧！

“那你肯定是来自那儿？”我指了指街对面的沙龙官邸。

他含笑不答。算是默认了吧！对于我的反问，他似乎也颇有些意见。随即继续对我的审问：“你住在哪里？”

“林肯街，就在那儿。”我划拉了一下，跟他指了指方向。

“具体点！”可能是看我太过随意，他登时板起面孔，要求我说出具体地址，详细到哪条街哪号楼哪个房间。

“林肯街２０号楼１２号房间。”我无奈，只能一一报出。心中忐忑——以后肯定没有安定的事，他们一有问题，肯定会来敲我的门。

特工依然面无表情，一一记录下来。然后他转到车前，抄下车牌号，并要求我拿出行车证明，抄下保险号。

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

“拿出你的护照！”他喝道，真仿佛我成了一个嫌疑犯。身处以色列这种检查如家常便饭的国家，护照一定要随身带的。我马上掏出来递给他。

“你站在这里，别动，等一会我再找你。”黑衣特工发话，然后他走开几米，打开护照，又开始在纸上记录。不时，他瞟一眼旁边焦急等待的我。

然后，他开始打电话，一会用手机，一会用对讲机，甚至两个接连用，并不时朝笔记本上写着，忙得不亦乐乎。

十来分钟过去了，我实在沉不住气了，走了上去，问“你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我也有点不高兴了。

“谁叫你走过来的，我命令你，立刻回到原地。”特工有点发怒了。

“为什么？我是记者，不是犯人，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外国记者。”我也有些愤怒。经常听中国劳工抱怨以色列警察常找中国人麻烦，难道亲身碰到了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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