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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回头看我的车，刚才一惊一吓，离开时把车熄火了，但却忘了关灯。我于是对士兵说，我必须先过去一下，把车灯关了。不然电池耗完了，我就有更多麻烦要处理了。

士兵挺客气，没说什么。但我走一步，他就跟一步。平端着冲锋枪，始终与我保持三步距离。于是在他持枪护送下，在旁边路人的注目下，又横穿了一下马路。看到这种架势，旁边车辆倒也挺自觉，主动让道。

把车灯关了。黑衣小伙子也出来了。把护照交给我：“我已复印完了，你可以走了。Good　Luck（祝你好运）。”

我只能苦笑。一个偶然的疏忽，竟然在沙龙官邸“挂了号”！我肯定是被当作了重点怀疑对象。果然在此后多次经过该地时，我都可以感觉到军警异常的眼色。我住的楼房，也多次有一些陌生人“非常不经意”地进行光顾。但我毕竟是良民，他们态度总还算客气。这种“好运”，也算是我在以色列这个非常国家的一种非常经历吧！

21。春节里的噩耗（1）

殒命长空的七名宇航员，最右为拉蒙

２００３年的春节，我接到犹太朋友们含着泪打来新春祝福的电话——就在这一天，“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爆炸，以色列第一个宇航员拉蒙陨身苍穹。犹太人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之后，面临着梦想的破灭，因为身为大屠杀幸存者后裔的拉蒙是以色列重生和奋斗的标志，他是犹太人逃避战乱阴影的一种寄托，一个梦想。他的命运似乎是犹太人历史性悲剧的宿命。我听到了犹太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哭泣，听到一个小女孩的自责：是我的嫉妒导致拉蒙不幸。

春节里，以色列朋友失声痛哭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日，中国农历新年初一，以色列安息日。

夜色黄昏，耶路撒冷万家灯火。紧张的工作，使我总有一种疲累和欢快的感觉。难得的空闲。我们几个在耶路撒冷的记者，聚集在国际广播电台首席记者刘素云大姐处包饺子。很惭愧，我是一个南方人，以往过年多吃的是元宵。在家过年时，常常夜半零点刚过，母亲将刚做好的元宵放入锅中，煮熟，加糖，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其情绵绵。

而今，在这是非之地久了，对家人的牵挂常常唤起我的思乡之情。何况，过年是和家人团聚的日子。但不管如何，饺子还是中国人过年的象征，在这儿，又过了一年，我竟然毫发无损还能在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吃上热腾腾的饺子，总是一种幸事。

“又打了一年，总该让我们过一个平稳的年了吧！”坐在桌前，举起盛着戈兰高地红葡萄酒的酒杯，大家开着玩笑，预想着这样一个平静的夜晚，应该不会再有事。

在耶路撒冷呆长了，我已失去了太多的理想。一位犹太小女孩曾说：“我不想永远没有爆炸，我只是希望我没有听到爆炸声。”

幸运女神不可能垂青于我们，因为我们是记者。幸运更难得垂青犹太人，这个注定充满悲剧色彩的民族。

作为一种经验，突如其来的事总是发生在人们兴致最高的时候。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将饺子送入口中细细咀嚼品味时，清脆的电话铃声犹如午夜的噩梦，让桌上所有人停止了说话。刚开始我们还以为又发生了自杀式爆炸，但随后却是更震惊的消息：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七名宇航员梦陨长空！其中就有以色列人的骄傲，也是以色列第一位宇航员伊兰·拉蒙。

这是人类航天史上的不幸，更是以色列最大哀痛。科学没有国界，我明了这一天对世界航天史意味着什么。打开刘素云大姐家的门，走到阳台。山城的灯光错落，四周格外平静，仅能听到周围几家电视传出的声音，正在播的都是宇航员的消息。从一个个窗户中，我似乎听到了人们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深深的叹息，还有轻轻的啜泣。

对以色列人来说，拉蒙曾是逃避爆炸战乱阴影的一种寄托、一个梦想。特殊的国情、非凡的身份、崇高的理想，他被给予了太多希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家英雄。现在，梦想破灭了。

不只我一个人觉得：消息太突如其来了。

我的同事蒋国鹏是学希伯来语的，当被告知这个消息，他一连串说“想不到，想不到”，然后是长时间的摇头。

他打电话给老朋友安德烈。五大三粗的犹太小伙子在电话中竟泣不成声：“亲爱的中国朋友，我本想祝福你们春节快乐，但我的心情真的非常难过……虽然我不认识飞机上的人，但此时我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失去亲人……”

更多的人则是震惊，震惊于拉蒙的壮志未酬，震惊于人类科技史上的这起惨剧。５６岁的伊拉娜不停地重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我为拉蒙和他的同伴、为他们的亲人感到无比的悲伤……　我宁可看不到取得成果后的欢喜，也不愿看到悲伤和泪水。”

曾在北京大学担任外籍教师的丹尼则表示：“拉蒙作为第一名登上太空的以色列宇航员，是以色列国家和人民的骄傲，我为拉蒙的亲人和他同伴的亲人们感到悲伤。……这场灾难不仅对以色列是一个打击，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打击。”

在拉蒙位于以色列南部的故乡，其白发苍苍的父亲说：“直到最后一刻，我仍在盼望奇迹，但最终，却仍是一场悲剧……”很长时间，老人一直坐在电视机前，希望奇迹发生，他的儿子能再回来。

许多以色列电视台、电台在播出有关消息时，一些主持人一度哽咽，有人甚至泣不成声。

作为一个记者，事件发生时，常需要不断地询问别人的看法。我也知道，高兴事，皆大欢喜；但如果是悲剧，对被问者何尝不是一种折磨？这是记者的两难，也是记者的彷徨。

在自杀式爆炸时，我时常就没有勇气去问那些血迹斑斑的伤者，不是恐血，而是实在不忍去触动他或她刚平静下来的心情。有时，我就想，如果我不是一个记者，兴许可以更长寿一点！

在拉蒙殒身长空的那天，在中国人最喜庆的春节，我却不得不背负着心灵的沉重，询问着犹太朋友悲伤的反应，在叹息中接触他们最敏感脆弱的一面，在啜泣声中安慰他们最无奈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