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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

奥斯陆

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汉堡。

给海伦娜写完信，我打开水壶，摊开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把信装了进去。我取出刺刀，在水壶上刻下海伦娜的姓名、地址，然后走入夜色中。我一出门就感到热浪袭来。热风撕扯我的制服，头上的天空犹如肮脏的黄色穹窿，耳中除了远处的火焰怒吼声，只能听见玻璃碎裂声和那些无处可逃之人的尖叫声。传说中的地狱或许就是这个样子吧。轰炸已经停止。我沿着已算不上是街道的街道行走，它只是一条穿过空旷地带的柏油路，两旁尽是一堆一堆的废墟。“街道”上仍然矗立的只有一棵烧得焦黑的树，伸出女巫手指般的树枝指向天际，还有一座被火焰吞噬的房子。尖叫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我走近房子，只觉得每吸一口气，肺脏都像被烤焦似的。我转身朝港口的方向走去。而她，那个小女孩，就在那里。我经过她身旁，她睁着极度恐惧的黑色眼眸，拉住我的夹克，叫声极为惨烈，几乎要把心脏喊出来了。

“妈妈！妈妈！”

我爱莫能助，只能继续往前走。我已看见一副人骨站在顶楼刺眼的火焰中，一只脚卡在窗台边缘。但那小女孩继续跟着我，尖叫着求我救她妈妈。我试着走快一些，但她细细的手臂抓着我，一直不肯放手，我只能拖着她往下方那片火海走去。我们继续向前走，形成一支奇怪的队伍，两个人像是铐在一起，一同踏上灭亡之路。

我哭了，是的，我哭了，泪水一渗出来就蒸发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是谁停下了脚步，但我把她抱了起来，转个方向，回到旅店，上楼走进房间，用毛毯把她包起来。然后，我取下另一张床的床垫，放在她床边的地上，躺了下来。

我一直未能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因为入夜后她就不见踪影了。但我知道她救了我一命。因为她，我选择了希望。

我在垂死的城市中醒来。城里有几处仍冒着火光，港口建筑物已被夷为平地，运送粮食和疏散受伤民众的船只停泊在奥贝斯德湖，无法停靠码头。

到了晚上，码头人员才清出一块地方让船只载卸人员和货物。我赶了过去，找过一艘又一艘船，终于找到一艘开往挪威的船。那艘船叫安娜号，运载水泥前往特隆赫姆市。这个目的地正好适合我。我想通缉令应该不会发送到那里。德国人做事一向有条不紊，但码头乱成一团，指挥命令更是令人无所适从，这样形容已经很客气了。我领子上的党卫军徽章似乎替我塑造出一种形象，让我轻易就上了船。我拿出派遣命令给船长看，向他解释，文件的意思是指我必须挑选最直接的路径返回奥斯陆。在现在这种局势之下，我必须搭乘安娜号前往特隆赫姆市，然后再搭火车返回奥斯陆。

搭船返回挪威的旅程花了三天。我走下船，拿出证明文件，被放行。然后，我搭上开往奥斯陆的火车。火车之旅花了四天。下火车之前，我走进厕所，换上从布洛海德那里拿来的衣服，准备迎接第一个挑战。我走上卡尔约翰街，天气十分温暖，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两个少女互相挽着手臂迎面走来，经过我身旁，咯咯大笑。汉堡的人间地狱似乎已远在几光年之外。我的心充满喜悦。我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我重生了。

洲际饭店前台接待员戴着眼镜，仔细查看我的身份证明文件。

“欢迎光临洲际饭店，樊科先生。”

在鹅黄色的饭店客房里，我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聆听窗外城市的声响，试着念念我的新名字：辛德·樊科。这名字很陌生，但我明白，这可能行得通。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诺玛迦区。

……男人叫伊凡·尤尔。他似乎觉得我讲的故事难以置信，就跟其他的大后方男人一样。他们当然会觉得难以置信。我如果说出实情，说我曾经在东线作战而现在是命案通缉犯，只会比逃跑后经由瑞典回到挪威更让他们吃惊。他们通过情报网络核对我的资料，收到这个名叫辛德·樊科的士兵据报已经失踪，可能已叛逃至苏联阵营的确认。德国人的系统真是井井有条！

我的挪威语十分标准，这可能跟我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但是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叫辛德的农村小子竟然这么快就摆脱了古布兰斯达方言。我来自挪威一个小地方，就算我年轻时（年轻时！我的天，不过才三年，却恍如隔世）的熟人遇见我，肯定也已经认不出我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变了个人。

我很担心认识辛德的人会出现。幸好他的家乡比我的家乡更偏远，不过仍然有亲人可以指认他。

我今天走来走去思考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没想到他们竟然下了一道命令给我，要我去杀了我（辛德）那个加入国家集会党的哥哥，这让人惊喜万分。这道命令是为了测试我是真的想加入抵抗军还是来当间谍的。丹尼尔跟我几乎爆出笑声，仿佛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解决之道。他们竟然要我去杀了那些可能揭开我底牌的人！我清楚地知道这群伪士兵的领导人认为弑兄命令太过火，他们躲在安全的森林里对战争的残酷一无所知。我决定在他们改变心意之前，完成任务。入夜之后，我就去城里，拿出我的枪。我把枪和制服藏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然后搭上我到奥斯陆的同一班夜间车。我知道辛德家的农庄附近的村庄，所以我只要问……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奥斯陆。

又是奇怪的一天，整个挪威都因为获得解放而无比欢欣。今天奥拉夫王储和政府代表团抵达奥斯陆。我不想去港口观看，但我听说奥斯陆有一半民众都拥到了港口。今天我穿着便服走上卡尔约翰街，尽管我的“士兵朋友”都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穿抵抗军制服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接受英雄式的欢迎。在这种时刻，抵抗军制服对年轻女人应该非常有吸引力。女人和制服——如果我没记错，女人在一九四〇年也很喜欢追逐党卫军的绿色制服。

我走到王官，去看王储是否会站上露台讲几句话。王宫外也聚集了很多民众。我到王官的时候，警卫正在换岗。换岗仪式是一场依循德国标准的可悲演出，但人们照样欢呼喝彩。

我希望王储会在这些所谓善良的挪威人头上泼一桶冷水，这些人就跟被动的观众一样坐在旁边观看了五年，没有替任何一方抬起过一根手指，现在却高声呐喊要向叛国贼讨回公道。事实上，我认为奥拉夫王储能了解我们，假如传言属实，奥拉夫王储并未同国王与政府官员一同逃到英国，而是留下来和挪威人在一起，分担挪威人的命运，并且在投降期间展现出骨气。但当时的政府官员反对王储留下，他们知道这样会让自己和国王陷入尴尬的境地：竟然把王储独自留在挪威，自己却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