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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老作家的关系问题被关注

北京沙滩北街2号，原文化部大院内，曾经有两座防震棚般的二层简易小楼。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的主要办公地点。1984年4月27日，星　期五上午，在南侧小楼一层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座谈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篇作品。

讨论会邀请的二十多位与会人员名单，是丁玲和创委会副主任葛洛以及作协创联部共同拟定的，但是受邀的张洁、李陀、陈建功、梁晓声、陈祖芬等中青年作家都没有到会，所以　，那次会实际上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有草明、舒群、魏巍、雷加、骆宾基、姚雪垠、李纳、曾克、西虹、逯斐、林斤澜等。中国作协党组七个人来了三个：党组副书记冯牧和　党组成员谢永旺、束沛德。中宣部文艺局的同志、《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和《文艺报》的同志，也都到了。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坐得满满登登。

李纳为新老作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忧虑。她说：我去年去陕西，读了几篇前年获奖的作品。我比较关注女作家，特别是青年人，有几个女作家，一个是铁凝，一个是　航鹰，还有一个写女大学生的，我读了，有一种非常喜悦的感情，很想见见面，或者写封信跟她们认识，但有人说，年轻作家都很骄傲，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有一个感觉，我　们跟年轻作家之间总好像不是那么和谐，他们跟我们也不那么愿意推心置腹。我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对老一代作家很崇拜，现在年轻作家跟我们好像总有点谈不来。我想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方面是年龄，另外我们主动去了解他们也不够。比方到哪里去开会，老的呼在一块，新的呼在一块，彼此不讲话，互相有隔阂，这样对文学事业是不利的。老的有经验　，新的敏感，彼此不要那么矜持。我觉得作家协会是不是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使新老作家多接触，多了解，相处得比较好。后来，李纳在发表于《中国》创刊号上的《致青年女　作家铁凝》那封信中，再次谈了这两个问题。

草明顺着李纳的思路谈下去。她说，青年作家思想活跃，是好的，但在驾驭中、长篇和语言方面还是有欠缺的。不朽的传世之作，语言都是很精彩的。现在青年作家和老作家之间　有些隔阂，这是否是“四人帮”的残余思想还在作祟？某些文艺界领导无原则地捧青年作家，也有一定责任。魏巍说，新老作家的关系问题，我也感觉到了，是不是应该这样提：　新老作家之间的关系还不是普遍很密切，为了我们革命的文学事业，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新老之间应互相取长补短，而文学刊物对新老作家至少要一视同仁。

舒群有些激动，为许多老作家待遇低十分不平。他说：“我们许多三十年代就很出名的老作家，现在看病要车难，家里又没有电话。有的领导不够坐专车的资格，不够住木樨地高　干楼的资格，却什么都能捞到手，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权，老作家没权？”舒群列举了白薇和关露孤身一人，无人关怀的事实。他说话嗓门大，又愤愤不平，引来许多人在会议室外　探看探听。冯牧作为在座最高级别的作协领导，一时语塞，脸涨得通红。

2。　魏巍提议：老作家牵头，办一个刊物！

第二天上午，座谈会继续举行，气氛依然热烈。丁玲像是谈感受，又似在做总结，感慨地说道：我们的老作家真是“宝”哇，谁都有一肚子创作经验。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　，我们应该把这些“宝”也抢救下来，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哇！

由于路上堵车，魏巍来晚了，他一进来，大家就叫他发言。他也正有言要发，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想提个建议，向作协，也向大家。昨天会议上有人发言中提到成立一个《老　作家文学》，这是戏言，说笑话，但是昨天散会以后，我就反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作协是不是真的需要再创办一个刊物？”魏巍是北京军区文化部的领导，住在八大处，是那次　会上唯一的高级军官。

昨天会上雷加曾发言说：“现在获奖小说印个两三万本，远远不够，我出了三本书，可到处买不到。我们应该有一块固定的地盘，就像《小说选刊》一样，文章寄去了，就给你登　出来，除非我写得不好！”舒群立即高声说：“办一个《老作家文学》，主编是雷加！”舒群的话引起一片笑声，大家都以为是玩笑话，谁也没有当真。

可魏巍当真了。他接着说：“当然这个刊物决不能叫《老作家文学》，决不能以此相标榜。这里要发表中青年作家的文学，而且要占相当的数量，发在重要的位置。但是还有一个　任务，就是要团结老作家，老作家在这上边发表作品，交流经验。搞这么一个刊物，要在作协的领导之下，可以由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去担任主编。比如丁玲同志，你编过《北斗》　，有传统有经验嘛，你可以指导指导嘛，也不一定要你把稿子从头至尾都看一遍。舒群同志也可以当个副主编嘛！”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间，呼啦啦冒出来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中青年作家，他们聪明敏感，精力旺出手快，一些人迅速成名走红，文学刊物都把眼睛紧盯在他们身上。老作家感　觉发稿困难，不免生出冷寂失落之意，自然盼望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

丁玲说：“有建议是好的，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决定的，不要想得太简单了，可能还得由中宣部表态。”今天的会冯牧没有来，丁玲就转向了束沛德：“束沛德，你说　呢，你的意见是什么？你是党组成员呀。”

束沛德迟疑了一下，出言谨慎：“我对这个问题的表态还得考虑考虑。老作家有些特殊的问题，与中青年作家不同，所以有些作协分会专门成立了老作家工作委员会，方便老作家　交流创作经验、安排创作生活。我们中国作协现在有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没有老作家的工作委员会，现在要考虑更好地发挥老作家的积极性问题。至于大型刊物，作家出版社正　在考虑办一个，因为它要出书，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刊物。”

那一天的魏巍是个天才的预言家，关于“作协党组领导下的大型文学刊物”，关于“丁玲主编舒群副主编雷加参加领导”，这些都在日后成为现实。魏巍当之无愧是《中国》的创　议者。

我感觉，丁玲在内心里，确实渴望一份自己主编的刊物。今年二月底陈登科来北京，到家里来拜访丁玲，她就说过：“我没有精力了，有精力我到你们安徽去，当《清明》的顾问　。办一个好刊物比什么都好。现在的好刊物太少了，光是登几篇小说那叫什么刊物呢？刊物里面要有小说，有诗歌，有散文，有书评，但最重要的是评论文章，那是表明方向的。　就像过去冯雪峰写的那些文章，你就是过几十年看，他还是站在那里。”6月20日，在厦门大学讲话时她又说过：“我现在懂得鲁迅为什么不写小说，要去写杂文了，他自己讲，要　打仗啊，拿着个匕首，来得快呀！我没有鲁迅那个匕首，但是总可以在旁边敲敲鼓啊。”但是在魏巍提出建议的会场上，丁玲却保持着冷静和审慎。一个刊物，可不是随便说说就　能办的。她担心作协党组这第一道关就不那么好过。

当时，大型文学刊物全国已有近20种，老牌的如《收获》，新创的如《十月》、《当代》，影响都很大。4月28日中午散会的时候，许多人并没有真正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是　说说而已，谈何容易！”

但是后来在《中国》里边担任主要角色的几个人，谁也没有忘记这件事。他们都把这事装在心里，暗暗谋划。当然谁都明白，挑头挂帅的只能是丁玲。她的态度最为关键。

3。　丁玲心中燃起两把“火”（1）

老作家们的积极撺掇，是丁玲挂帅办刊的外因。我觉得，让她最后下决心创办《中国》的，是两把“火”：一把“火”是全国经济改革的大形势，让她深受感染，放开了胆量；另　一把“火”，是纠缠困扰了她四十多年的所谓“历史问题”终获解决，使她焕发出昂扬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再次萌生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1984年6月4日下午3点10分，丁玲同陈明乘坐的飞机稳稳降落在厦门机场。他们来出席由厦门大学主办的第一届丁玲创作讨论会。

厦门大学方面没有给她安排许多“公务”，她一共只讲了三次话。一次在6月14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她的讲话简短之极，整理成文字只有一百多字；一次是6月20日上午与厦门大学　师生的见面会上，她在秦兆阳、马烽、陈登科之后讲话，主要是结合在座诸位老作家的创作经历，强调了作家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当天下午四点举行闭幕式，丁玲的讲　话是三次里边最长的，但也不过两千多字。她说：“八十岁，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很短了。你们祝愿我长寿，怎么能长寿呢？长不了多少了。我只能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　”

会议之外更多的时间，是朋友的欢聚交谈。丁玲好客，好热闹，又好说话，因而很“招人”，特别是魏巍和陈登科，没有随会议住在厦门大学，而是住在鼓浪屿，这样与丁玲来往　走动就更多些。与会者里边，魏巍是创办《中国》的倡议者，冯夏熊、王中忱、杨桂欣，是后来《中国》编辑部的主力，所以在一些谈话中间，涉及到了办刊物的话题。与会的周　良沛在那本厚厚的《丁玲传》里写道：“1984年6月在厦门，一群老作家聚在一起，为文坛一窝蜂的‘新潮’却没有‘百花齐放’而忧虑，为越来越盛的‘交换文学’之风气而摇头　。陈登科是安徽文联主席，他说他也管不了那里的刊物时，大家就想着我们的文艺体制，为什么过去一管就管得那么死，现在怎么一下就管不了！在新时期，为发展文学，是否还　有另一种方式，能闯一条新的路子呢？于是，大家都议论到办刊物的事，而且要老太太出面带头。说实在的，能有议论这种事情的气氛，就是事情能办成的基础。大家回忆起叶圣　陶编的《小说月报》，郑振铎、靳以编的《文学季刊》，白色恐怖下丁玲编的《北斗》，于是，大家一个劲儿地吹风，老太太也是笑眯眯地说：‘好哇，好哇，大家一齐出力，一　齐想办法呀！’”①会中，丁玲去了一趟泉州，会后，又去了一趟漳州，两地与厦门合在一起，恰好是有名的闽南“金三角”，是福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年的二月，邓小平视察了厦门经济特区，　并且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三月末四月初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落实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时提出的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金三角”在历史上有悠久的经商传统，现在又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思　想解放，步子也走得快，丁玲、陈明参观访问了几个“万元户”典型。会议结束后，丁玲到了福州，省委书记项南夫妇两次来看望，又介绍了更多情况。丁玲为这些新鲜事兴奋着　，装着满脑子新观念，在6月29日下午回到了北京。

3。　丁玲心中燃起两把“火”（2）

就在那期间，丁玲还曾经做过一段“董事长”。新华社著名女记者潘荻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巾帼艺术总公司，设想开展工艺品进出口贸易、组织艺术团体出国演出、开办艺术学校等　，用赚来的钱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和妇女儿童事业。潘荻出任公司总经理，聘请丁玲出任董事长。潘荻的决心和魄力让丁玲敬佩，“以文养文”自己筹款发展文化事业和公益事业的　思路让丁玲大开眼界，她从1983年底到1984年9月，做了不到一年只挂名不管事的董事长。

丁玲本来就是政治热情旺盛，总是要努力走在时代前列的那种人，福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见闻和董事长的短暂经历，促使她很想以一种具体的行动，投身于改革的实践。此　乃第一把“火”。

第二把“火”则与丁玲的心结终于得解有关。

我从1982年5月到1986年3月丁玲逝世，在丁玲身边工作了四年。在此期间，我深深感到，直到1984年中央组织部为丁玲恢复名誉的九号文件发布之前，丁玲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　1930年代她被拘禁南京的那段历史。那是她的要害，是她的“政敌”紧握在手里的法宝。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解往南京幽禁了三年。由于她是著名作家，有较高的社会名望，国内和国际进步力量又发动了强大的营救攻势　，所以，国民党既未监禁也未用刑，还曾给过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后来，她千方百计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且在党组织安排下逃离南京，奔赴陕北苏区。在延安时，她的这段　历史就曾经引起过怀疑。以陈云为部长李富春为副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于1940年10月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说：“党内有些同志曾经传说过丁玲同志　在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但中央组织部直到今天未听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　这种传说无从凭信。”“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丁玲又补充交代了一个情节：在南京时为了应付敌人，以求早日获取自由，曾经写过一个条子，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　，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后来，围绕着如何界定这个条子，就成了如何界定她“历史问题”性质的关键。

1955年8月，中国作协党组批判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后不久，中宣部开始重新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1956年10月中宣部做出《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认为“丁玲同志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此后二十多　年里，这个结论与“反党集团”、“右派分子”一起，三顶帽子紧紧扣在丁玲头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拨乱反正中间，1979年春天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为丁玲平反，作出《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认为“反党集团”帽子应该摘掉，“右派　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但是“关于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却认为“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丁玲对此不同意，认为历史问题“应该确认1940年10月《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那个结论是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主持，任弼时亲自审查，并经过毛主　席审批的”。此后，丁玲多次向中宣部和中组部提出申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　丁玲心中燃起两把“火”（3）

198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以“中央发电（加急）”文，批准了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电文称：“中国作家协会：同意你们关于丁玲同志右派　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