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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11日，丁玲在协和医院和刘白羽谈话时也说到这件事：“他把徐恩曾写的回忆录找了来，附给中组部。那个材料我老早看到了，中组部更是老早看到了，徐恩曾没有说我　什么嘛。我离开南京以后，他当然是挨了批了，陈立夫他们能不批他么，说丁玲怎么跑掉了？他必定要洗刷他自己，写一篇文章分辩一下，他就说他对我非常好，认为我是有才干　的，一定要想办法来利用我这个才干，他就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走掉。”

丁、张矛盾的高峰，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为了选配新一届作协领导班子，中组部和中宣部成立了一个人事安排小组，两年多时间跑了许多省市，听取了近千人的意见。对于丁玲，大多数意见是做新一届作家协会副主席或　者是主席，关于作协党组书记的人选，马烽的呼声很高。张光年对此很恼火，他认为马烽是丁玲的人，五十年代文学讲习所时就是老关系，于是说：“马烽上台就等于是丁玲上台　，那不是要天下大乱吗？”他对丁玲这“一派”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心。

由于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由，所以，丁玲、舒群等人从《中国文学》谋划之初，一直对作协党组有所警惕。丁玲1986年3月去世之后，中国作协终于开了杀戒，在那　一年的年底将《中国》一刀斩落马下。

6。　第四次作代会（1）

1984年中国文学界的收官之作，是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当丁玲们在为《中国文学》亟亟奔走的时候，张光年们则在为第四次作代会殚精竭虑。作代会的主要议程是两项，一是工作报告，一是人事安排。报告是虚的，人　事安排则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为万众所瞩目。

12月10日上午，丁玲到作协参加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张光年在四次作代会上的报告。所谓“讨论”，全都是一片赞扬之声，唯独丁玲发出了“不同声音”。她说，这种报告没有　什么实际作用，谁的心思也不在报告上，开完会就把报告丢到一边了。张光年对此十分不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丁玲发言，说什么老规矩改不了，还是要做报告，会上不能从　容讨论，只好通过，会后就忘了云云。我说明两点：第一，中央要求一个好报告；第二，当前一系列问题，作协需说明态度。她说我歪曲了她的意思，她指的下次会云云。会场上　沉默片刻，荒煤发言激动：“我拥护光年同志报告”。我还念了王蒙的意见，有“激动人心”等语。

中国作协历任党组书记里边，张光年是很厉害的一个，掌控局面的能力很强。即便作协的领导层，也都有些怕他，但丁玲有这个胆量，在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敢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　，除了丁玲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张光年也有些怵丁玲，他对作协的工作人员说过：丁玲厉害呀！丁玲去世后，他和张僖讲到老太太的家事时又说过一句：丁玲是条龙！……四次作代会，是非常敏感的一届大会，对于它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

中央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1984年12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专题讨论四次作代会筹备工作。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第一项议题，是讨论张光年的大会报　告。胡耀邦说：“我看是个好报告，有激情。”并问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时，张光年念了李锐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表示，不赞成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界限不易说清　楚。张光年补充说，黎澍也认为这个提法不准确。张光年讲完，万里、胡耀邦都说：“反自由化不要再提了”，代之以“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第二项议题，　是讨论新一届作协人事安排。由中宣部、中组部联合组成的人事安排小组汇报了名单之后，夏衍就问：这个新领导班子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总书记说：什么指令性、指导性，是无效性的，像文联、作协、科协这些人民团体的人事安排，党委组织部门就不要干预了，选上谁算谁，　选举后报中组部备案就行了。

后来，1987年1月26日，曾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朱子奇在中宣部座谈会上说：准备四次作代会的第一个阶段，贺敬之同志领导的人事安排小组，一年多征求了近千人的意见，像我们　这些人，每个人都有鉴定的，你的优点，你的缺点，留不留，非常慎重，非常客观。1984年9月在京西宾馆由贺敬之召集的党内文艺工作座谈会，他们说贺敬之同志搞极“左”，要　整人，打小报告捅到胡耀邦同志那里去。一个中宣部管文艺的副部长，等于靠边站了，根本不起作用了，这很不正常的。对人事安排小组名单当然可以提意见，甚至也可以否决，　但你不能在会上，用手一指：“作废！”

6。　第四次作代会（2）

那天中南海勤政殿的会议，丁玲本应参加，但她因为洗澡受寒，患了感冒，在协和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一直到20日下午才出院，错过了亲眼目睹那个场面的机会。第二天上午一位　熟人来家，讲了昨天中南海会议的情况。吃午饭时，丁玲在饭桌上说：昨天中南海开会，讨论作家协会代表大会，胡耀邦讲了三条：一、中央对文艺界加强党的领导不够。二、派　到文艺界做工作的领导不熟悉作家，不了解情况。三、文艺界行政领导和作家之间不团结，互相搞小动作。胡耀邦还说，这次报告不要再提“精神污染”了。

胡耀邦不是对作协党组的领导不满意，而是对中宣部分管文艺的领导不满意。

这些情况，说来话长。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会后一大批作家纷纷发表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决策。丁玲先是接受新华社记者郭玲春采访，谈话刊登在《　人民日报》上。后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期演讲会”发表广播讲话《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更加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作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发言摘要刊登在《新观察》上。一些稍年轻的作家，发言调子都比丁玲高得多，却只有丁玲等几个老作家被诬为“棍子”。

1984年9月10日上午，丁玲在中宣部京西宾馆文艺座谈会上发言时说：“夏天我到福州，有人告诉我说，这里听到北京有人说，你们是‘四条棍子’（指的是我与艾青、臧克家和欧　阳山）。我想来想去，不就是在清理精神污染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我们这几个人，说了那么几句话吗？这怎么竟成了棍子！”老太太敢说话，就在那次会上，又对张贤亮的《绿化树　》提出了批评：“三年前，我在厦门读到了张贤亮同志的《灵与肉》，我欣喜难安，整天在走廊上徘徊，看着起伏的海浪，不由得写了一篇赞扬文章。几年来我一直注视着他，把　希望放在他身上。但最近读了他的《绿化树》，心里很难受。这篇小说却又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评，使我一时不能理解。……我不喜欢这篇小说，我觉得太过分了，使人感到是共　产党把人变成了兽。这个世界太阴暗（好像只有一个队长稍好一点，还有一个有人性的女人，和一个流浪汉），对此我心里是不愉快的。……我认为我们对作家是不必深究的，因　为他有这种感受，他不能不写出来。我们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和作者共同探讨、商榷，互相提高。但我认为文艺界的领导，思想战线上的领导，研究、指导写作的理论批评，与一　些普通读者一样，对这一作品也如此偏爱，却使我不能理解。”1980年2月，她在厦门鼓浪屿疗养时，阅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参评篇目，陈明在日记中说，丁玲“甚赞张贤亮的《灵　与肉》、邓友梅的《三猫图》，及刘绍棠的《二度梅》”。

同时，丁玲还不指名地批评了9月3日《人民日报》8版上的一篇文章《农民到大饭店订酒席——南行随想之二》，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农民花两千元请客，意思是　农民富了，可以而且应该有这点享受，如果加以反对是不应该的。其实农民请客并不一定是从万元户才开始的。抗战时期战争环境，农民很穷时也是要请客的，农民向来也很慷慨　大方。不过这些都没什么。文章的后面，并不是说农民请客，而是骂特权阶级、骂这些人养尊处优，不关心群众疾苦和人身安全，不让别人高消费，这是该骂的；但甚至说提倡什　么勤俭节约、艰苦朴素都不合新时期的道德观念。还说‘用少数先进人物……甚至革命烈士的楷模律之于全民’也要受到责备，并且断言不会收到实效。这种观点是否太偏了？也　许是我自己太偏了？那么，请大家判断、批评。”《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牛汉的好朋友，后来牛汉找他约稿，被回绝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　第四次作代会（3）

老太太在文学创作上出道早，资历老，评论作品口无遮拦。1984年2月8日，丁玲主持作协创委会关于1983年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创作情况汇报会，讲了半小时话，谈最近看作品　的感觉。她说很喜欢邓友梅、王蒙、蒋子龙的作品，但有的文章白话太多，文字不讲究，邓友梅的《烟壶》有四分之一可以省掉，王蒙的《哦，穆罕默德·阿麦德》题目下的一行　小字可以省掉，蒋子龙的访美文章有些粗糙，他有生活，有阅历，应该爱惜自己。第二天，丁老问我对她的讲话有何感想，我说，一听您点了三位知名作家我就紧张，怕您又得罪　人，后来听到您前面做了铺垫，先肯定了他们，我才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丁老又来到我屋里说，你刚才说的“铺垫”不对，用词不当，“铺垫”指虚伪的事，我可是真心诚　意，再说你这个词也有点现代派的味道。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她更是敢于讲话，不怕伤人，一定要表示鲜明的立场观点，所以她就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被视为一种力量的代表，也因此遭到忌恨。刘白羽1987年1月22日在　中宣部座谈会上说：“四次作代会以前，张光年到我家，一口气说了三个钟头，中心就是从反丁玲起，要我跟着他们反胡乔木、邓力群……”可见，那次作代会之前，丁玲就已经　面临险境了，但她一点都没有察觉。

12月末，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陆续抵达北京，丁玲家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大都是延安时期或五十年代的老友。马烽、康濯、陈登科来访，丁玲留吃午饭，接着马　加、峻青等人陆续登门。秦牧也来了，他是《中国》的编委，并参加了唯一的一次编委会。

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12月28日上午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出席，作协党组副书记唐达成传达了12月20日会议上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核心就是“两个不提”（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不提“清除精神污染”），否定了中宣部、中组部人事安排小组提供的新一届领导名单。这个预备会议，为四次作代会奠定了基调。会议简报说：“传达完毕，会场内立即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下午，丁玲住进京西宾馆739号房间，那是主楼七层东南角的一个套间，它的西侧737号住的是艾青，对门740号是舒群。

第二天上午，四次作代会开幕式，丁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中央主要领导出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主动跟丁玲握手打招呼，丁玲说：“今天要听你的　报告了。”胡启立开玩笑说：“我是广播员。”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向大会致贺词，讲到创作自由问题时说：“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必要的环　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这时会场里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会后，一些作家近乎失态地大喊：“自　由了！自由了！”散会后，胡耀邦和丁玲在主席台侧幕处还聊了一会儿，他关切地问到丁玲的身体，因为那天中南海开会时他知道丁玲住医院了。我站在旁边看着，听着，他穿了　一件半旧的花呢西服，没有打领带，我觉得他脸色不好，显得很疲惫。中午，一楼走廊里贴出了用毛笔写的大字报，代表们涌去观看。原来是一封给周扬的慰问信，越来越多的作　家在上面签名，密密麻麻。

6。　第四次作代会（4）

下午，张光年作《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主题报告。可是刚开了约半个小时，许多人陆续离开会场，到走廊上聊天、抽烟……特别是看到几位当红作家也在走廊里说说　笑笑，我觉得奇怪。主席台上的人寥寥无几，丁玲穿着件枣红色毛衣，格外显眼。陈明让我去告诉她该吃药了，让她下来休息一下，但催了几次毫无效果，丁玲一直坐在主席台上　听完报告。第二天，香港的一本杂志就刊登了一篇对会内作家的访谈录，讥讽坐在主席台上的丁玲是“红衣主教”，是“左”王。

大概因为换了环境，加之京西宾馆的暖气太热，住进后，丁玲连续两个晚上都没有睡好。30日清晨五点她就起来了，说：“我住在这里不能安眠，很不习惯，还是搬回家去吧！”　我赶紧要了汽车，她连早饭也没吃，回木樨地去了，到家匆匆吃了一点东西，倒头便睡，上午一大觉，下午又是一大觉。

元旦，大会休息一天，代表们或访友或聚餐，十分热闹。丁玲家里却没有那么多来客，只有胡正、刘真、雷加、杨润身等来访。3日晚上，丁玲请了楼适夷、李乔和李辉英夫妇等几　位老友来吃饭。

那几天，会议选举也正在紧张酝酿进行。那一次选举，有很多极不正常的现象。张僖1987年2月28日在一次谈话时说：四次作代会，小兄弟、哥们儿在下边搞串连，半夜三更在516　房间开会。《文艺报》的×××说：“我们516俱乐部又开会了”。还有人肆无忌惮地大声嚷嚷着：“走啊，咱们多去几个人，把丁大妈选下来！”过了几个月，杨犁来看丁玲。丁　玲谈起那次选举说：“他们以为我在乎那个作协副主席啊，我才不稀罕呢！打成右派20多年，我在下边不是同样过得很好？”9月，刘白羽到协和医院来看她时，她又谈到四次作代　会的选举：“他们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制造谣言，搞串联，‘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都学会了，所以这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人家就说你们真傻，还参加会，主要的活动根本不在会上，都　在会下面，天天都有请客的。”

1月3日上午，丁玲去投票选举理事会。5日上午去政协礼堂参加了柯仲平逝世20周年纪念会，发了言。下午是作代会闭幕式，大会公布了理事会选举结果，票数排在第一的是巴金，　633票，刘宾雁和张光年以534票并列第二，丁玲的票数是401票，排在第39位。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上，投票人数488人，她是472票，仅次于巴金的475票，与茅盾并列第二。

1月6日召开新一届作协理事会，选举主席团和主席、副主席。选举主席团委员时，张光年131票，唐达成121票，丁玲、马烽均为90票，刘白羽73票，均当选，贺敬之以65票落选。　选举主席时，巴金以134票当选主席，张光年128票、丁玲81票当选副主席，刘白羽以67票落选。张光年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饭后听到选举结果，刘白羽、曹禺、欧阳山、贺敬之四人　落选，（刘只选上主席团委员），不胜遗憾！”又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