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不兴你使劲儿捏你弟弟,你当是捏蚂蚁呢!”刘淑芳说。她想到了翁大元幼时与蚂蚁们的把戏。
“他可比不得蚂蚁,蚂蚁不会哭。”翁大元说。
娘这么一说,翁大元真感到了捏弟弟与捏蚂蚁差不多是一个感觉:快乐而兴奋。
后来,当翁二元满周岁之后,翁大元竟主动要求哄弟弟,让刘淑芳腾出身子去上工。刘淑芳极高兴,翁大元小小的年纪就能给大人当个助手,她觉得这是她的造化。她不理解孩子的心理,翁大元从小就过被冷落、被孤寂的生活,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存在;弟弟的出生,使他有了“群”和“类”的感觉,大人的生活之外,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动物与婴儿,天然是儿童的伙伴,翁大元找到了自己的伙伴。
翁大元总是捏翁二元的胳膊腿。起初,翁二元被捏时报之以哭;后来,则报之以笑;再后来,为了招引翁大元对他的关注,会扯着噪子喊:“哥,你在哪儿,捏捏。”
翁二元是被他的哥哥翁大元“捏”大的。
哥俩儿长大后,各奔他乡,待久别重逢时,他们不是拥抱,也不是握手,而是互相捏捏对方的肩膀或手腕。外人感到怪异,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生活的源头。
翁二元的出生,风调雨顺的年景,使翁上元心情爽快。他叫大家不要整天门头过日子,也要关心关心队里的前景。他采取了一个半强制性的措施,叫大伙儿吃晚饭时都到村口大皂荚树下去吃,至少是当家的爷们儿,要端饭到那里去。翁上元管这叫“饭场”,饭场的功能是边吃饭边聊天,串串心气儿。这一招儿是顺人心的事,大家都愿意有事没事的在一块聚一聚,人的嘴,除了吃饭,就是聊天的嘛。这一聊天,真的把人聊得跟一家人似的了。
在这个饭场上,不管男女老少,尊长儿小,口无遮拦,什么话题都聊。
“队长,你说咱村的地主婆谢亭云都四十大几的人了,怎么跟大闺女似的?”
“守寡守的呗。”翁上元说。
“不对吧,守寡的娘儿们都是面黄饥瘦、头发发锈,她倒好,还是那么水灵。”
“那就是私下里跑瞎,叫野男人的(尸从)软和了。”翁上元说。
“也不对,哪个爷们儿沾个地主婆?再说,就她的出身,夹着尾巴还来不及,她哪儿敢吐穗呢。”
“这不稀罕,她自己能给自己找活儿。”翁上元说。
“怎么个找活儿法?用手抠?”
“人家不用手,用‘耪’。”翁上元说。
“啥叫‘耪’?”
“软木削的个玩艺儿,跟男人的东西似的。”翁上元说。
场子上的人听得呆了,呆过之后咂摸出滋味来,一个个把自己笑翻了,笑得口唾四溅,屁声连天——
“翁上元,你还是队长呢?比谁都不正经!”
“什么狗日的队长,牲口头儿。”翁上元说。说完,自己觉得这话说得很机智,很够水平,自己也乐了起来。
“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牲口会笑么?可能会吧。
人们还沉浸在放浪的快乐之中,“别笑了,咱们商量点正事。”翁上元突然说。大家的笑也就戛然止了——
“啥事?”
“人家外村都有电了,咱是不是也该扯上电?”
“该扯!”
“天要是再旱,咱还得挨着,是不是打几眼井,装几台泵?”
“应该!”
“那咱就攒着点劲儿,干它一下子!”翁上元攥着两个拳头。
人们点点头,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
二
正当翁上元们要大干一场的时候,翁送元回来了。
翁送元是翁上元的二叔,是个打游击出身的人。那时,在原岭与后岭之间活动着一支抗日游击队,名字叫“岭台游击队”。这个游击队端过日本人的炮楼,烧过伪军的粮仓,也除过反水的叛徒与内奸,在京西一带影响极大,后来上了当地的抗日斗争史。翁送元在游击队里年龄最小,每次行动他都打后援,虽然转战的地方很多,但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鬼子或伪军。可后来他负了伤,成了功臣,解放后被组织上安排到一个机械厂,当了厂里的管理干部,成了离乡又离土的人。让村里老少羡慕得要死,都盼着烧高香烧出他那样的前程来。
他负伤,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日,游击队在原岭和后岭之间的一块平地上休整,有的擦枪,有的闲逛,有的穷开心。翁送元看到树上的桑椹有几颗红了,便探着身子摘。摘下一颗,放到嘴里一嚼,甜!便又去摘另一颗。正当他欠起脚跟努力得不能再努力地就差一点点就够着那颗又大又红的桑椹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他的右小腿肚被什么猛烈地推了一下,便动弹不了了。他凝固在摘桑椹的那个努力的姿式上。
队长擦他的驳壳枪擦得太投入了,以致擦得走了火。
翁送元被抬到一块草地上,腿上的枪眼3日3日地喷着血。队里没有外科医生,只有一个稍通包扎的战士;那个战士便死命地给他缠绷带,把血给止住了。队长感到很遗憾,又浪费了一颗子弹;但看到翁送元年轻秀美的一张脸,心里也感到很不受用,便命令战士们抬着他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