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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身病痛时，他也一直在追究战争责任，讲述历史事实。但是，我们日本这个国家，对这位讲出历史真相的老人，又是多么残酷地对待呢？

2005年12月27日，我去东先生住院的与谢野海医院探视。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刚下了创历史纪录的大雪，积雪近1米厚。病房里的东先生戴着氧气面罩，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像往常那样向他报告了12月13日参加南京的追悼纪念活动的情况，在枕边，我把朱馆长赠送的《成长之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20周年馆志》送给他并向他进行说明。东先生伸出手，想让我把书放在他手里，是想说些什么吧？发出了辨别不清的语句。东先生的妻子久江对我们说：“山内女士、西村先生，你们来看望他，他心里很清楚，很想说些什么。”看来，他是想对我喊出：“我想再一次去南京。”

从那天起，一周后的1月3日上午11时48分，东史郎先生去世了。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知道分别的日子总要到来的，但还是久久地感到伤心悲痛，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我立即将这一恶噩电告了朱成山馆长。

朱成山馆长、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孙文学副会长、常嫦女士从遥远的南京赶来参加葬礼。这三个人还同时带来了南京人民的悼念。东史郎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在南京大屠杀真相诉讼过程中，曾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们都来送行，对于东史郎的遗属是多么大的安慰呀。

就在那个葬礼的早晨，东先生的家人将一个放有原稿的包袱托付给我。这批原稿是：

·《昭和天皇独白录总结批判》，共59页；

·《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第一卷的彻底查证》，共40页；

·《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第二卷的彻底查证》，共51页；

·《对开战责任者东条英机的彻底批判》，共64页；

序言三（2）

·《结论：BC级战犯》，共39页；

·《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第一卷的批判查证》，共40页；

·《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第二卷的查证》2册，共103页；

·《东条英机批判》2册，共174页。

1995年公开的《昭和天皇独白录·寺崎英成御用挂①日记》，是由天皇身边的寺崎英成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的昭和天皇1946年4月前后所说的一些话。该日记由现住在美国的寺崎英成的女儿保管。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28人是1946年4月28日被起诉的，该日记所记录的正是天皇在那时的言论。一般认为，这是强调天皇无罪论的东西。这批原稿，是东先生深入阅读了这个“独白录”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逐条加以反驳批判的大部头原稿群。在所附的信件中写有“我刚92岁”，说明了写作时间一直延续到2004年。虽然诉讼于2000年1月结束了，但东史郎先生还一直在继续着战斗。

从19年前的1987年，东先生第一次公开为南京大屠杀真相作证言开始，对他的诽谤、中伤、责难、恫吓就持续不断。尽管如此，东先生却说：“是谁制造了罪恶？应该被谴责的人是谁？只有探求罪恶的原动力、祈愿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才是日中友好的基础。”他一直在探求反省罪恶的原动力，并坚持为加强日中友好的基础而拼命工作着。

在留下的原稿《对昭和天皇独白录总结批判》的封面上，他用有力的字体写下了“在日本，没有进行由日本人自身对战争的审判，没有追究战争的责任，对败战的责任不予过问。这个批判是我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我想，这些话正是东史郎先生留给我们的遗言。“由日本人自身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我希望我们从东史郎先生那里继承下这个大课题，并与未来的人所共有。

（2006年3月写于京都东本愿寺）

①　御用挂，当时日本皇宫中一种官职名称。

（于小彦　　　　　译）

作者简介：

山内小夜子，日本东本愿寺佛教研究所研究员，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引　　　　子

2006年1月3日。

古城南京。

人们都还沉浸在元旦节日长假之中，街头巷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到处是欢乐祥和的人群。

午后，天公突然变了脸，阴沉沉的，下起了毛毛细雨，还夹杂着小雪，淅淅沥沥。

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南京已有两个多月未下雨雪了，这雨雪怎么说下就下了呢？

当时，我刚刚从亲戚家吃完饭，想不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这奇怪的天气，奇怪的雨，奇怪的雪，偏偏没带雨伞。好在雨雪不算太大，还能受得了。于是，我加大了步幅和步速。

正在这时，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打开一看，显示屏上显示的是国际号码，原来是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小姐从京都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过去，她习惯有事儿发传真或发“e…mail”联系，给我手机打电话，这可是第一回。

一定是有急事。

果然，当我按下绿键，话筒里立即传来了山内小姐的声音。她用不流畅的汉语告诉我：“东史郎死了！”

“　什么时候？”我急忙问她。

“今天上午11时48分。东史郎太太刚才打电话告诉我的。”山内小姐汉语不太流利，说完后就挂了电话。

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因为几天前，我曾接到山内小姐关于东史郎先生病危再次住院情况通报的电子信件，也接到来自神户的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电话，他们都清楚地告诉我，东史郎先生这次恐怕真的不行了，能熬过新年就是幸事。虽然如此，当噩耗传来，仍不免为这位“忘年交”的逝去感到伤痛。在悲痛的同时，我与东史郎先生十多年来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又立刻浮现在眼前。

第一章：初识东史郎（1）

我和东史郎的第一次相识，是在一个夏天。记得那是1994年8月。

南京的夏天总是很热的。火炉之城，名不虚传。

比天气更热的，是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每年8月前后，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活动所引起的对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气氛，总是很热很热。有人说，一个城市对它的历史记忆是深刻的，尤其是重大灾难的历史。这话儿富有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