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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还是有利息的，如果百姓不贷，难道逼着他们贷？不用付利息？需要的高兴，不需要的就同样有怨言。

王曾又说出一条建议，那就是不以利为考核银行官员政绩的标志。这样他们就不会为了银赚钱。而不象百姓发放贷款了。毕竟在不妨碍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没有那一个愿意做坏事。就是秦栓也是如此。

石坚还是摇头。这一条也不好。如果不考核这个，他们就会疏慢本职工作，追要贷款不会尽职，将会有大面积的坏帐死帐出现。到时候国家的钱流失得更多。

于是陈尧佐便说道，不如将帐面做成两本，这部份不作考勤。

石坚还是摇头，这还是不行，一旦不作考勤，天知道他们将贷款放到哪里去了？因此利率不能降。况且现在银行的利率本来就比高利贷人道得多。

无奈最后还是采取吕夷简的做法，将这部份的钱单独划分出来，不作赢利考勤，一作的话，将会出现许多逼帐的情况，或者对支付不起的百姓根本不会放贷。同时，各里正、户长和者长（里正、户长负责课督赋税。者长则专司逐捕盗贼。是乡村最基层官员）将所有贷款百姓情况，另备挡案，上缴各知州知县，相互监督，这样减少帐面流失。

石坚对这种方案还是不满意。虽然银行的官吏不会无聊到为这点小钱。与里正这些小官勾连，可是这些基层的官吏有时候品性更坏。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同意。

然后石坚说出第二件事，那就是江南各地百姓拥挤。为了吞并土地。还有许多不法现象，特别情节严重的都会逼死人命。石坚直接指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吞并是必须的。怎么说”必须将百姓挤进城里，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进入作坊。形成粗扩的资本主义原形。没有大工业，大作坊的出现，靠在土的上发那点财，国家还是发展不起来。

对于这一点，在座的几人都点头同意。因为现在的宋朝财富来自土地的比例也越来越少。

还有一点，土地集中操作，更有效更方便。象现在有些地方土地紧缺的，田地都划成了碗大碟大。有的种水稻，有的种棉花，结果相互影响。其实石坚穿越前的农村还是这种情况。但如果集中管理，如施肥。一次性施完。灌水一次性灌完。将会节约许多不必要的时间与开支。

但这么多人往哪里安置？也许他前世不行，可在这些界里，安置的地方太多了。可百姓不愿意离开家园，认为他们与那些蛮子蕃子不一样。那是朝廷怕他们造反，才将他们打散的。

可窝在那块大的地方，一旦遭受不公，心里不平衡，这也是天理教利用的另一个方面。

因此石坚就说道，必须做他们思想工作，让他们明白不一定呆在家乡就好，其实也可能到外地去。可这还有两个因素，那就走进城打工，房屋的问题。买不起房屋，因此也不愿意进城，加入作坊。还有到新大陆，没有路费，就走到了哪里。也没有本钱。其实早先有许多人发了财回来，可时间一长，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传来。

石坚就指出。朝廷必须为他们建造房屋，或者提供路费，和一些原始的本钱。让他们进城，或者开发新大陆。这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但这又要不少钱。几个人听了又是肉痛。

石坚解释道：“无妨，一旦国家繁荣起来，同样税务增加，这是变向地发放贷款。只是还有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因为现在的税务还有人头税在里面，进城的工人本来收入就低，加上这些人头税，生活还是很沉重。说到这里，石坚掏出一个奏折来。

但他慎重地说道：“现在只是看。可以想，但不能去做。”

第五百四十八章　税务改革

石坚拿出来历史上所有的税务改革。

孟子说过，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用其一，缓其二。

意思是实行其中两征，百姓就耳能饿肚子。那么三征，就更不用说了。

可是后世的统治者基本都是这三征。就是宣布废了一样，也是转移到另一项。但不管怎么变，朝廷需要开支，就得征税。只是收入好了，让百姓感觉上税务少了。如果收入不好。感觉税务就重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征收对象的轻重不同。

其实统治者本人，也许希望轻继薄税，可是下边的官员却不一定会执行。也许朝堂之上政策是好的。但底下官员可以找出其中的漏冉。

照旧搜刮。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最忽视的地方。

石坚没有敢动，他只是将历史上各种税务改革放在这张奏折上，让大家看。

首先是春秋时鲁国的“作丘甲”（按照耕地面积口顷为井，４井为邑。绝为丘来征集甲胄），楚国的量入修赋（照调查得到的私人财力来确立缴纳军用品的数额），还有郑国子产的作丘赋。但石坚没有作品论，太远古了，也落后了，不值得论讨。

然后就是汉朝的三十税一，这也是一个很仁义的税率，远低于春秋时的什一税，当然还有其他的人头税之类。石坚坚在后面写了一行大字。官富勾结，少报田产，难估产。就是这种税制，虽然低，可有钱有势的人与官员勾连起来，富人少报田产，那么国家为了收入，必然将其他税务加重。就是没有这些现象，想估出每亩田的产量，也不可能。

东汉便出现了度田。确定土地等级，分为“三品”来征税，不是以收获量为征税的基准，田税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了。石坚写道，豪门不倒，度田勿行。事实上因为豪门的抵触，这一制度也不了了之。

于走到了东汉曹操执政时，出现了租调制。按照田亩面积来计算税务，同时每户缴纳一定数量的绢。石坚回想起这段税务改革历史，他甚至想过以前老百姓不愿意分家。是不是因为这个按户缴税得来的。

这是通过降低田税，通过户口税，向豪门低头。百姓还是负担沉重的一群。至于到了晋朝更奇怪“九品相通”把全县的人户按照资产排列成口等，以人户总数乘以那个理论上的标准后，再按照不同的等级进行分摊。这似乎又大大加重了地方政府的征税成本。也许是对于豪强多征收一点人头税的权宜之计。

最有意义的是在北朝时期，兵役正在减轻。少数民族皇朝先是采用本民族的部族兵，以后在北周开始推行“府兵制”兵役不再是所有成年男子必须负担的“血税”隋朝又把传统的成年男子每年要为朝廷服劳役一个月，缩短到了二十天。还允许在朝廷不需要劳力的时候“输庸停防”以缴纳绢帛来顶替劳役。

然后是唐朝，出现了一种成熟的制度，租庸制。成年男子理论上都能够按照“均田制”获得同等的耕地，因此按照人身来负担“田租”：每年缴纳两石粟。“有家则有调”成年男子每人每年缴纳绢帛两匹，绵三两（木棉，不是棉花）。“有身则有庸”理论上成年男子要为朝廷服役二十天。但一般情况下都折换为“庸”以缴纳三尺绢抵服役一天，二十天就是一匹半。这三项都是“以人丁为本”从制度上讲，兵役与劳役到此都算是废除了，这个“善政”实在走了不得，很具有先进性。前提是老百姓都要乖乖的报户口，不自动迁徙；政府也总是有一定量的土地发放。如果这个前提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制度要维持就有问题了。

但石坚在这里写得很祥细。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一制度算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