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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两湖书院梁太史、纺纱局王干臣、陈叔伊、朱强甫三君：《正学报》请梁节庵太史总理，早经议定奉达，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须节翁核定，方可印行。切要。洞。庚。”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为班底，由梁鼎芬负总责。

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干臣，江苏吴县人，俞樾弟子，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吏部主事。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他在上海创办《实学报》，旬刊，自任总理，章太炎为总撰述，另有撰述、翻译、理事多人，馆址设于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鸿文局隔壁。至十二月，该报共出了14册。王仁俊曾在《实学报》上曾发表《实学平议》，内含《民主驳议》（在该报第3、5、13、14册上发表）、《改制癖谬》（在该报第14册上发表）两文，批评“民权”论及“素王改制”论，矛头是针对康有为的。张之洞接手《实学报》，改为《正学报》，很可能出于此因。陈庆年称新的《正学报》“尚无付印之日”，似可说明张之洞此时对《正学报》的创办情况或拟刊内容不太满意。

陈衍（1856…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光绪八年举人，曾入刘铭传幕。光绪二十三年九月，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在上海创办《求是报》，以陈衍任主编。而他在《求是报》上的文字，引起了张之洞的注意。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8年1月19日），梁鼎芬发电上海陈衍：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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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制造局福州陈叔伊印衍：别友愿见，南皮知君才名，亟思一谈。明正初五前请来鄂。盼复。鼎芬。”

为了加大这一邀请的份量，同一天，张之洞又发电上海郑孝胥，托其婉商：

“上海铁路公司郑苏盦：《求是报》载有陈君衍文字，才识杰出，文章俊伟，近今罕见。欲邀来鄂一谈，可否？望婉商，速示复。洞。感。”

由此，陈衍被张之洞邀至武昌。而从梁鼎芬、张之洞发电时间来看，张之洞自行办报的设想于光绪二十三年底便形成了。

朱克柔（1871…1902），字强甫，浙江嘉兴人。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办《萃报》，周刊，他任主笔，馆址在上海泥城桥新马路。《萃报》是一种文摘报，摘录当时各种报刊，在上海先后共出版了2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梁鼎芬代张之洞发电，邀朱克柔至武昌：“上海新马路《萃报》朱强甫：南皮约君来鄂，有要事相商。能来否？速复。芬。”该报此后移至武昌出版，改为半月刊，第21册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最后一册为第24册，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此时及此后的个人经历来看，皆颇具才华；王、陈、朱又有在上海办报刊的个人经历，可以说，张之洞已经为《正学报》安排一个强大的阵容。而他们还请来了此时才华已露、后来名声大振的章太炎任主笔。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光绪十七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甲午战败后，他关注于时政，也为康、梁参预的强学会捐款。光绪二十二年，他来到上海，任《时务报》的撰述。然因学术分歧，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97年4月14日）在上海被康有为弟子所殴，狼狈不堪，避走杭州。此后，章太炎在给其师谭献的私信中表达了对康党的不满：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

“梁”，梁启超。“麦”，麦孟华。“复笙”，复生，谭嗣同。“梁作霖”，梁启超弟子。“仲华”，孙荣枝。章因被殴，信中言词自然有一些意气，但可见康党在《时务报》馆中气焰之盛。谭献收到此信时，正在武昌。他与梁鼎芬、钱恂等交善，此事必告张之洞。很可能经钱恂介绍，张邀章太炎到武昌。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称：

“余持春秋左氏及周官义，与言今文者不相会。清湖广总督南皮张之洞亦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之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余至武昌，馆铁政局。之洞方草《劝学篇》。出以示余，见其上篇所说，多效忠清室语，因答曰：下篇为翔实矣”

章又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称：

“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时即答曰：经有古、今文，自昔异路；近代诸贤，始则不别，继有专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专业，此亦其缺陷也。”

第19节，

由于张之洞、章太炎的学术宗旨有相同相通之处，皆主古文经、左氏传；张邀章的目的，是请章写文驳康的“素王改制”。而章被康党所殴的经历，更使张之洞、梁鼎芬希望其能激发讨康的强烈意志。章太炎到武昌后，撰《〈正学报〉缘起》，并作《〈正学报〉例言》；《正学报缘起》称言：

“南海梁鼎芬、吴王仁俊、侯官陈衍、秀水朱克柔、余杭章炳麟有忧之，于是重趼奔走，不期同时相见于武昌冀就其疆域，求所以正心术、止流说者，使人人知古今之故，得以涵泳圣涯，化其颛蒙而成其恳恻”

由此可见，此期办报者为五人，且也没有明显的批康言论。

张之洞精心筹办的《正学报》，最后未能刊行，其原因未详。以我个人的揣度，其未刊的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正学报》的班底皆有较深的学术功力，以此似可办一所学园式书院（或近代学院），各自讲学研究，千妍万艳；而若要同心协力共办一份政论性的报刊，未必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那般真能力行果效。作为负总责的梁鼎芬，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为学者当属极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作为后台老板张之洞，对报刊文论时有苟求，往往揪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且手头事务极多，呈上稿件经常不能及时返回，这一作派明显不利于刊物的定期发刊。其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百日维新”开始之后，京师的政治局势变动极快，这本是各类报刊充分成长的最好时机，可随时发布评论或消息，且有众多读者而市场扩大；而《正学报》作为代表张之洞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政论性刊物，企图对全国的思想与学术进行正确的指导，很难在纷乱的政局中，找到并坚持那种恰如其分的政治立场与学术态度。从前引陈庆年日记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中人物虽在武昌，但关注的是京师，任何景象与气温的变幻，都会在他们的心中激起重重涟漪。政治家与政治评论家不同。政治家需要那种平静的态度和适度的言论，以能在政治风波中保持其稳固的地位，而不能像政治评论家那样，在政治动荡中指引人们的前进方向。而到了秋天，政变发生了，变法中止了，此类刊物也顿然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原有的意义。┊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从甲午到戊戌，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办起了许多学会与刊物，大多是由志同道合的学人士子仓促为之，其绚丽的色彩来自于思想者的摸索与探究，不成熟，多变化，是突出的表征，也引出了众多青年读者的精神开放。这是那个时代的召唤。《正学报》的目的如同《劝学篇》，企图以一种唯一正确的思想，通过政治的力量，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学术，即便是刊行了，恐怕也很难像康有为、梁启超所做的那样，在青年人中获得大的反响。思想与政治不同，不存在惟一正确性，且只能以浸润的方法而不能施之指导的手段。这恐怕也是张之洞、梁鼎芬等人踌躇为难的地方，他们在“康学”的步步进逼之下，取节节防守之势。以梁鼎芬、吴兆泰、沈曾植、周树模、姚晋圻、曹元弼、王仁俊、胡元仪、陈衍、陈庆年、纪鉅维、朱克柔等十二人“题名”的《正学报序例》，因该刊未发，成了一篇历史文献，述说着张之洞等人曾经有过的设想：

“蒙等被服儒术，薄游江汉，同气相求，不期而遇。寓公什七，邦产什三，相与揽江山之信美，感王室之多艰。外患日蹙，内忧未弭。人伦渐斁，人类将绝。辄为之掐膺擥涕，腐心切齿。思惟昌明正学，庶有以救之。痛迂谬者之误我国家，恶狂恣者之畔我圣道，爰取海外诸国之报章，我中土贤士大夫之述作，凡可资法戒者，搜译甄录而传布之，野言碎事概从芟弃。取辕固生告公孙弘之语，题曰《正学报》。吾闻古之为国者，必定国是。六书之义，是者，正也。无新无旧，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

可见《正学报》的主旨与《劝学篇》相同，其对敌者为“迂谬者”和“狂恣者”。在这篇《序例》中，还有一段话：

“废弃五经，主张民权，谓君臣父子为平等，谓人人有自主之权，谓孔子为教王，不用国家建元之号纪年，创为化贫富界之说以诲盗，创为化男女界之说以诲淫，创为化中外界之说以诲叛乱，创为弭兵之说以诲分裂，逞韩非、李斯焚书坑儒之凶，袭张角、孙恩、王则、徐鸿儒诸妖贼之实，而妄冀谟罕默忒、罗马教王之非分，三光不临，四海不受，吾将以此义正之。”

这明摆是针对康有为及其“康学”的。还需注意的是，在《序例》“题名”的十二人中，已经没有了章太炎。他因此时流露出种族革命的思想，而被梁鼎芬等人礼送。

第20节，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百日维新”之前，清朝中枢还有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即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此事还必须从头说起。

中枢的情况与慈禧太后的态度先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去世前，安排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朝政；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杀肃顺，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任议政王，并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位年青的近支王公在桂良、文祥、曾国藩等人的支持下，有所振作，开创了“同治中兴”的新局面，洋务运动由此而兴。然而，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矛盾始终不断。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罢去奕訢“议政王”名衔。光绪十年（1884），即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更以“委靡因循”为名，罢免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体班子，以礼亲王世铎领衔军机处，以奕劻（后封庆亲王）领衔总理衙门，相关的朝政又命军机处与光绪帝的本生父、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商议，实际上是以奕譞当政。该年是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奕譞作为当今皇上的本生父，自要避嫌，而军机大臣孙毓汶，内靠奕譞，外联李鸿章，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在军机处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去世后，孙毓汶更是权重一时，也是清流党人最为敌视的政客。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在朝野的压力下再度起用恭亲王奕訢，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奕訢此时已无三十多年前的那股朝气，为政平和，一切以慈禧太后的旨意为归。

“甲申易枢”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亦罢去军机大臣一职，仍任工部尚书，并奉命继续在毓庆宫行走（即仍任师傅）。此后不久，翁改任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年再次出任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光绪二十一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这些重要职位加上光绪帝的师傅，使之地位大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此时拜访以文华殿大学士名义在京闲赋的李鸿章，李鸿章建议他直接去找翁同龢，方可解决问题；而李鸿章的幕僚、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W。N。Pethick），更是直截了当地称：“实际上，翁同龢（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同为军机大臣的刚毅在与李提摩太的秘书私下交流中竟称：

“他（刚毅）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龢一手遮天；在内阁（应译为“军机处”）里，汉族官员独行其是，甚至恭亲王与礼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龢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

需要说明的是，李提摩太的言论经常有不准确之处，但以大势而言，称翁同龢权重，应是事实。

慈禧太后虽不是开明的政治家，却是精明的权术家。她始终认为，只能有一个人对光绪帝具有影响力，而这个人只能是她本人。翁同龢身为师傅，每天可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造膝进言。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94年12月4日），慈禧太后下令撤书房，后因光绪帝派恭亲王奕訢说项，而只撤满文及洋文书房，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96年2月25日），慈禧太后再次下令撤汉书房。是日翁同龢在日记中称：

“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耶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

慈禧太后此次行动，是有预谋的，很可能另有罢免翁的设想。翁从此失去了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的机会，只能在早朝“叫起”时随军机大臣一同与光绪帝相见。慈禧太后的目的，是削减翁的权势。当时的人们对此类举动的意义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第21节，

光绪二十年恭亲王奕訢重入总理衙门、军机处之后，孙毓汶及其同党徐用仪先后退出；至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军机处由奕訢、世铎、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六人组成，总理衙门由奕訢、奕劻、户部侍郎张荫桓、户部尚书敬信、兵部尚书荣禄、翁同龢、李鸿藻、吏部侍郎吴廷芬八人组成，此后，李鸿章也入值总理衙门。奕訢是这两个最高机构的首领。此后不久，情况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李鸿藻去世，八月，吴廷芬罢值，恭亲王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钱应溥也经常因病请假；军机处经常只剩下世铎、翁同龢、刚毅。世铎为好好先生，与世无争，刚毅虽常与翁对立，然终不是翁的对手。总理衙门中虽仍有奕劻、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人，但在许多方面仍须向“翁师傅”让步。翁的地位再度大升。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