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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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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为宪台熟计,如入参大政,必内结金吾,外和虞山,乃可以有为。倘若奉诏回任,不如留驻京师,专以主持风会、振新士气为己任,其补益较大。

“以遵宪之愚,何敢及军国至计,顾受知最深,辱承下问,敢倾臆缕陈,伏惟裁鉴。谨叩荣行,并贺公子捷音。遵宪谨禀。咸。”

黄遵宪的这份长电,从未发表过,故录全文,以说明其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主张。其中全面开放铁路、矿山、通商、传教四事,未必能真阻列强各国之进逼;而开报馆、设学堂、废时文,又是当时主张改革者的共同主张;“金吾”,步军统领,此处指荣禄,虞山,常熟城外有虞山,此处指翁同龢,前者与张之洞不通交,后者与张之洞派系相异,黄皆主张联合。至于“倘若奉诏回任,不如留驻京师”一句,似指光绪帝若命张之洞回任,张即以病求退,留在北京,主持舆论。黄于此确实开诚布公,说明其真意。然张之洞对此似无复电。是年六月初五日,张之洞保举使才,其中包括黄遵宪。黄于六月十四日复电张之洞:

“长沙黄道来电。奉谕敬悉。职道自海外奉调,始屡邀荐举,感念恩知,愧难报称。过鄂重亲训诲,冀有秉承。启行定期,容再续禀。遵宪谨禀。”

“过鄂”,指黄遵宪因徐致靖保举,光绪帝命其入京预备召见,他将经武昌再拜见张。(后将详述)从“启行定期”等语来看,张之洞曾有邀请其过鄂相谈之电,黄对此表示同意。

以上我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说明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正是为了反衬此后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决裂。

第54节,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由前节的叙述可知,当康有为从南京到上海办理《强学报》时,黄遵宪已在上海与法国总领事谈判办理江南教案。康、黄虽为广东同乡,但两人的结识却由梁鼎芬介绍。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中有一首称:

“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

该诗另有注文曰:

“八月二十五日得一纸曰:□与□绝交。然乙未九月,余在上海,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制府,欲开强学会。□力为周旋。是时,余未识康,会中十六人有余名,即□所代签也。又闻□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及康罪发,乃取文悌参劾之折,汇刊布市,盖亦出于无奈也。”

此中的□,即为梁鼎芬。以“南阳卧龙”——即在野而尚未出山的诸葛亮——来比拟康有为,可见梁此时的评价之高。上海强学会名单中黄遵宪之名,亦是由梁代签。当康有为因上海《强学报》中用孔子纪年诸事遭张之洞强压时,黄遵宪曾致书梁鼎芬,欲从中调解关系。

前节已述,《时务报》之创,张之洞已回武昌,黄遵宪仍在上海,是该报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从今存《汪康年师友书札》来看,黄遵宪对该报初期事务甚为关注,有着许多指示;黄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北上天津后,仍是书信不断。对于《时务报》内部的汪康年、梁启超之争,黄遵宪虽在北方,仍十分关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1897年4月11日),黄致汪信称:

“馆中仍请聘铁乔总司一切,多言龙积之堪任此事,铁乔不来,即访求此人何如?而以公与弟辈为董事。公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

黄提出由汪的朋友吴樵或康的学生龙泽厚出任《时务报》经理,黄和汪仅任该报董事,汪的责任仅是“联络馆外之友”,实际是削汪之权。光绪二十三年七月,黄遵宪去湖南赴任途中路过上海,与汪康年、梁启超均有商谈,其削减汪《时务报》之权限一事并没有成功。前节已叙,在章太炎与康党矛盾中,汪与章一党,且为同乡;而在汪康年、梁启超的矛盾中,黄遵宪护梁责汪。黄又与康、梁同乡。此中又有浙、粤地域之见。

《时务报》第40册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引起了张之洞的反感。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897年10月10日),张之洞让其幕僚钱恂发电《时务报》馆:

“《时务报》馆汪:四十报速电京缓发。恂。咸。”

虽是短短数字,且未说明原委,然汪康年、梁启超十分谨慎,仍立即联名回电:

“奉电谕,感切。惟报早分寄,容设法改正。康、超。咸。”

即在电中表示了完全妥协的态度。然张之洞却未与梁启超细加计较,直接去交手,而是于九月十六日(10月11日)发电陈宝箴、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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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

“《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陵寢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望速交湘省之人,此册千万勿送”

上海的《时务报》刊文、在上海的梁启超作文,张之洞却发电湖南长沙,实际上是想用黄遵宪来约束梁启超。张当然听说了黄与梁的关系,可能也听说了湖南官绅已聘梁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陈宝箴、黄遵宪对此立即回电。黄遵宪回电称:

“既嘱将此册停派,并一面电卓如改换,或别作刊误,设法补救,如此不动声色,亦可消弭无形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招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八月初旬此间官绅具聘延卓如来学堂总教,关聘到沪,而卓如来鄂,参差相左,现复电催从速来湘,所作报文,宪当随时检阅,以仰副宪台厚意。”

“宪当随时检阅”一语,也承担其中的连带责任。十月初二日(10月27日),黄又发电:“四十号《时务报》抽撤两页,如常分派,即电报馆通行,鄂省可否照此办法?宪禀。”在此之后,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在《时务报》上的文字,也得罪了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秋,在黄遵宪等人的操办下,梁启超离开上海,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在此前后,《时务报》馆中的康有为各弟子亦陆续离开。由此可见,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中的第一个回合,以汪胜梁败为结局。

虽说在第一个回合的纷争中,张之洞在梁、汪两人之间稍偏于汪,但仍是很不明显的。张的这种态度,不仅是私人关系的远近,也有学术观念与政治立场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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