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我的多情玩伴
作者:李春平
内容简介:
一群顽皮可爱的朋友,一伙风流多情的玩伴,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
我们都是多情种。对异性多情,对爱情多情,对生活多情。
当心身疲惫的时候,只有依靠我们对未来的激情向往,用对自身的爱,对他人的爱,对生活的爱,来点亮我们心中的明灯。
于是,多情的意义便赋予了更厚重更广阔的社会内涵。
正文
1、半碗米可以喂饱一个诗人
无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玩伴。不想做饭了,到赵德发那里蹭饭去!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
只做丑陋人,不做丑陋事。这是我的信条。不要看我丑陋,不要看我土气,不要看我不善言辞,也不要看我周身带着秦巴山地的泥土气息,可我却是以一位诗人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诗意,我就能一把将它抓住,并穿透它的五脏六腑,七颜八色。别的不行,我就这点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越来越觉得我有滋味,说我是个聪明的信得过的有点诗意的人。与玩伴们快活地相处,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乐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进入六月就不行了,孩子们过了欢快的节日,无忧无虑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大人。生活象一块干裂了的土地,且不说长出好庄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于每一个玩伴打电话问我目前的状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时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时候,这家伙趁我不注意就高飞远走了。跟我同时失眠的还有空调。自从我失眠后,空调在晚间就没关过。它将一个硕大的四方脑袋伸在外面吐故纳新,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看着它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使我想到某种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根本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乱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将,钞票,诗歌,甚至还有明天在哪家蹭饭的问题,一齐涌现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轮留在我脑子里登台亮相,挥之不去。我常常在深夜三四点钟起床泡一包康师傅,那个老头的形象成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形象之一,我知道这家伙给不了我多少营养,但却能给我充饥。来这么一包我就能管到天亮。当并不美好的朝阳从窗口照射进来时,我就该入睡了。于是我开始把手机关掉,把电话线拔掉,中断对外一切信息。然后,我在杂乱无章的睡梦中迎接每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是人类可以忽略我的一个时段。当我一觉醒来时,往往正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又该到朋友家去蹭饭了。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我的要求如此简单。
这时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这些朋友,更确切地说是玩伴。称他们是朋友,是因为跟他们都有交情。称他们是玩伴,是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实质和意义的载体。我跟现代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板着面孔过那种纯粹的日子,还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同劳动需要工具一样,玩伴在玩耍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玩伴是指小胖子,赵德发,欧阳一虹等等。每当我和他们一起玩过,大家各自回家之后,我就有种丧魂落魄的感觉。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没有了这些玩伴,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枯燥,乏味,无聊,它们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满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时间在我面前已无足轻重了,以前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负担。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这话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说的。一旦不忙了,就会迅速贬值。你会觉得时间真是个怪物,你恨它,爱它,需要它,嫌弃它,却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它。象个多面体的女妖,美丽、残忍,而可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的全部诗兴都被高温蒸发了,再臭的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发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诗意,所谓的诗意只是诗人们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从作协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欧阳一虹小姐陪着我看。她是经济报记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是女孩,我们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但朋友还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里不方便,就租房住到外面了。这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作记者的欧阳一虹更是如此。女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楼下。我住604室,她住503室。电话一打她就上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看《钢琴课》。她看哭了。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感情一碰就变形的那种。剧情动人处,她泪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刚才喝下去的茶全从眼睛里冒出来了。这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种形式,眼泪是稀释了的欢乐和笑声。我开玩笑说:“水再缺,南水北调工程也不缺你这点水资源。留着自己用吧。”欧阳一虹一甩秀发,冲我一笑,擦干眼泪,准备回去了。她要赶写一国有企业改制的长篇专访,过几天要见报。所以得“赶”。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跟诗人干着同样的活,都是手工业者。又都属于热衷于感受现实生活的一类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啰索的语言反映精彩的生活过程,我们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啰索的生活片断。出门时,欧阳一虹说:“张大哥,以后这类伤感的片子别让我看。给你浇了地,你还不说声谢谢。”
欧阳一虹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了,声音随着楼梯往下滑去。我开始做饭。懒洋洋的,象一个消极怠工的三流厨师。正在准备切菜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极其无聊的事。太没劲了。干脆不做了。准备下午在外面混一顿算了。于是我重新回到电视机前,一边看碟子,一边剔牙。我牙缝很大,虫蛀的。这成为我丑陋的一部分。我生长在西北农村,15岁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么东西,16岁时才刷牙。当我开始学会刷牙时,牙齿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学时牙缝就已经很宽了,别人跟我说话时,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缝,然后才看到牙齿。就跟我们看盲人,首先是看见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脸一样。特征的东西总是最先映入眼帘。我通常饭后一段时间牙不舒服。有同学开玩笑说,往后建议老师每天给我开一节必修课,让我专门清理牙齿,打扫口腔卫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刘小巴是比较关心我的状况的。他在繁忙的警务工作之余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肉炒青菜,全卡在牙缝里了。我不喜欢用牙签,容易伤及牙根。直接用小指头在嘴里寻找。这样不文明,但却方便。我终于从牙缝里抠出了一点卡牙的东西,以为是瘦肉,拉出来却是青菜。小胖子就笑,又问:“还干什么了?”我说,还有上周吃饭的碗还没洗,得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个上进者的高昂姿态说:“张大哥,你应当找点事情干干,哪怕找几个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忙,我找谁玩去?”
小胖子说:“你去找赵德发玩。赵德发也是一个人。他一下班就没事了。”
说起赵德发我就想那个脸长得圆圆胖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我怀疑他跟某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长得高一点,更好看一点。他是浦东电脑城的老板。电脑城里最大的楼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经创造过一天赚钱30万元的辉煌记录。赵德发是南京人,37岁。以前是搞建筑的,手下有个挂靠在别人旗下的建筑公司,其实是个包工头。在建筑行业赚足了钱,觉得干那活太辛苦,便转向电脑了。再说,他作为一个包工头,手头就只几百万,真正要进入房地产是不行的,钱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挤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一点,趁早改行了,进军东上海电脑市场。在我厨艺兴趣浓厚时,每天跟烧菜节目主持人学做一个家常菜,赵德发经常和小胖子一道来我家品尝。他看见电视上的漂亮女孩就希望镜头永远不要移动,镜片后面的眼珠子象是怒目圆睁,发出那种叫人不安的火光。他是个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欢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这小子就该枪毙三回。不过这不怪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伟大时代培养了一大批象他这种雄心勃勃的男人。
只做丑陋人,不做丑陋事。这是我的信条。不要看我丑陋,不要看我土气,不要看我不善言辞,也不要看我周身带着秦巴山地的泥土气息,可我却是以一位诗人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诗意,我就能一把将它抓住,并穿透它的五脏六腑,七颜八色。别的不行,我就这点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越来越觉得我有滋味,说我是个聪明的信得过的有点诗意的人。与玩伴们快活地相处,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乐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进入六月就不行了,孩子们过了欢快的节日,无忧无虑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大人。生活象一块干裂了的土地,且不说长出好庄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于每一个玩伴打电话问我目前的状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时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时候,这家伙趁我不注意就高飞远走了。跟我同时失眠的还有空调。自从我失眠后,空调在晚间就没关过。它将一个硕大的四方脑袋伸在外面吐故纳新,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看着它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使我想到某种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根本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乱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将,钞票,诗歌,甚至还有明天在哪家蹭饭的问题,一齐涌现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轮留在我脑子里登台亮相,挥之不去。我常常在深夜三四点钟起床泡一包康师傅,那个老头的形象成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形象之一,我知道这家伙给不了我多少营养,但却能给我充饥。来这么一包我就能管到天亮。当并不美好的朝阳从窗口照射进来时,我就该入睡了。于是我开始把手机关掉,把电话线拔掉,中断对外一切信息。然后,我在杂乱无章的睡梦中迎接每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是人类可以忽略我的一个时段。当我一觉醒来时,往往正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又该到朋友家去蹭饭了。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我的要求如此简单。
这时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这些朋友,更确切地说是玩伴。称他们是朋友,是因为跟他们都有交情。称他们是玩伴,是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实质和意义的载体。我跟现代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板着面孔过那种纯粹的日子,还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同劳动需要工具一样,玩伴在玩耍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玩伴是指小胖子,赵德发,欧阳一虹等等。每当我和他们一起玩过,大家各自回家之后,我就有种丧魂落魄的感觉。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没有了这些玩伴,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枯燥,乏味,无聊,它们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满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时间在我面前已无足轻重了,以前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负担。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这话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说的。一旦不忙了,就会迅速贬值。你会觉得时间真是个怪物,你恨它,爱它,需要它,嫌弃它,却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它。象个多面体的女妖,美丽、残忍,而可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的全部诗兴都被高温蒸发了,再臭的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发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诗意,所谓的诗意只是诗人们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从作协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欧阳一虹小姐陪着我看。她是经济报记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是女孩,我们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但朋友还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里不方便,就租房住到外面了。这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作记者的欧阳一虹更是如此。女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楼下。我住604室,她住503室。电话一打她就上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看《钢琴课》。她看哭了。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感情一碰就变形的那种。剧情动人处,她泪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刚才喝下去的茶全从眼睛里冒出来了。这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种形式,眼泪是稀释了的欢乐和笑声。我开玩笑说:“水再缺,南水北调工程也不缺你这点水资源。留着自己用吧。”欧阳一虹一甩秀发,冲我一笑,擦干眼泪,准备回去了。她要赶写一国有企业改制的长篇专访,过几天要见报。所以得“赶”。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跟诗人干着同样的活,都是手工业者。又都属于热衷于感受现实生活的一类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啰索的语言反映精彩的生活过程,我们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啰索的生活片断。出门时,欧阳一虹说:“张大哥,以后这类伤感的片子别让我看。给你浇了地,你还不说声谢谢。”
欧阳一虹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了,声音随着楼梯往下滑去。我开始做饭。懒洋洋的,象一个消极怠工的三流厨师。正在准备切菜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极其无聊的事。太没劲了。干脆不做了。准备下午在外面混一顿算了。于是我重新回到电视机前,一边看碟子,一边剔牙。我牙缝很大,虫蛀的。这成为我丑陋的一部分。我生长在西北农村,15岁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么东西,16岁时才刷牙。当我开始学会刷牙时,牙齿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学时牙缝就已经很宽了,别人跟我说话时,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缝,然后才看到牙齿。就跟我们看盲人,首先是看见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脸一样。特征的东西总是最先映入眼帘。我通常饭后一段时间牙不舒服。有同学开玩笑说,往后建议老师每天给我开一节必修课,让我专门清理牙齿,打扫口腔卫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刘小巴是比较关心我的状况的。他在繁忙的警务工作之余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肉炒青菜,全卡在牙缝里了。我不喜欢用牙签,容易伤及牙根。直接用小指头在嘴里寻找。这样不文明,但却方便。我终于从牙缝里抠出了一点卡牙的东西,以为是瘦肉,拉出来却是青菜。小胖子就笑,又问:“还干什么了?”我说,还有上周吃饭的碗还没洗,得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个上进者的高昂姿态说:“张大哥,你应当找点事情干干,哪怕找几个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忙,我找谁玩去?”
小胖子说:“你去找赵德发玩。赵德发也是一个人。他一下班就没事了。”
说起赵德发我就想那个脸长得圆圆胖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我怀疑他跟某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长得高一点,更好看一点。他是浦东电脑城的老板。电脑城里最大的楼面就是他租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