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梁冀这家伙,胆大包天,竟然带剑就往朝堂上闯。这可把众人吓得不轻,就在大家都愣神的时候,尚书张陵站了出来。这张陵啊,那可是个有胆有识的硬骨头,他眼睛一瞪,大声呵斥梁冀,让他赶紧滚出去,还一把夺下了梁冀的佩剑。梁冀这下可傻眼了,平时作威作福惯了,哪见过这阵仗啊?他“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像个犯错的小学生一样,不停地磕头谢罪。可张陵根本不搭理他,当场就弹劾梁冀目无君上,说这种大罪应该交给廷尉去治罪。
桓帝呢,心里其实也对梁冀有点不满,但又不敢太得罪他,就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让梁冀罚俸一年,算是给他个教训,让他长长记性。梁冀虽然心里不服气,但也没办法,只能咬着牙谢恩,灰溜溜地退下了。
河南尹梁不疑,之前举荐过张陵做孝廉,听说张陵当面把自己的哥哥梁冀给怼了,就把张陵叫过来,有点埋怨地说:“我举荐你出来当官,没想到你却把我哥给弹劾了,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张陵挺直了腰杆,理直气壮地说:“明府您当初举荐我,不就是觉得我有能力吗?我现在这么做,正是为了报答您的知遇之恩啊!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维护朝廷的规矩,您怎么能怀疑我呢?”这一番话,说得梁不疑哑口无言,脸上一阵白一阵红,只好尴尬地把张陵送走了。
梁冀因为这事儿,对梁不疑怀恨在心,觉得他胳膊肘往外拐。于是就暗中指使中常侍在桓帝面前说坏话,把梁不疑的官职给撤了,调到光禄勋这个位置上。梁不疑也知道哥哥容不下自己,干脆就辞官回家,和弟弟梁蒙整天关着门,对外面的朝政不闻不问,眼不见心不烦。
梁冀这下可高兴了,马上暗示百官,推荐自己的儿子梁胤当河南尹。这梁胤啊,名字不太好听,叫胡狗,当时才十六岁,长得那叫一个寒碜,穿起官服来都不像个样子,京城的人看到他那副模样,都在背后偷偷笑话他。可桓帝却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对梁胤特别宠信,赏赐了不少好东西。
到了和平二年,桓帝又改年号为元嘉。这一年啊,春天刚走,夏天就来了,天气暖和得很。桓帝这小子不安分,竟然趁着夜色偷偷溜出去,跑到梁胤的家里吃喝玩乐,一直闹到天亮才回宫。你说这事儿闹的,也太不像话了!结果当天晚上就刮起了大风,把树都给刮倒了。等到天亮,天空中阴沉沉的,雾气弥漫,就像老天爷在发脾气一样。
以前的太尉杨震的次子杨秉,这时候已经从郎官升职当了尚书。他看到桓帝这样胡来,心里着急啊,就上书劝谏桓帝不要微行。可桓帝哪会听他的呢?根本就不把他的话当回事。
没过多久,又碰上了旱灾和地震。这可把朝廷折腾得够呛,没办法,只好下诏书让大家举荐品行高尚、特立独行的人。安平人崔寔,就是崔瑗的儿子,被举荐到了京城。崔寔来到京城一看,哎呀妈呀,这国家乱成一团糟,皇帝昏庸无能,奸臣当道,心里就明白这时候想改变现状太难了。于是他就耍了个心眼,假装生病,不去参加对策。回到家后,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政论,拐弯抹角地批评时政。
这篇政论的大概意思是说:“从尧舜当皇帝,汤武做大王的时候开始,都得依靠聪明睿智的大臣和博学多才的臣子,所以皋陶出谋划策,唐虞就兴盛起来;伊箕教导有方,殷周就繁荣昌盛。后来那些继承皇位,想要建立中兴大业的君主,又有哪个不是靠着贤能的人的帮助呢?现在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主要责任在皇帝身上。皇帝太平日子过久了,对国家的安危就不重视了,要么沉迷于吃喝玩乐,不管国家大事;要么听不进忠臣的劝告,分不清真假好坏;要么在做决策的时候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么身边的大臣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敢说真话;要么那些被疏远的臣子,就算有好的建议,也因为地位低而被忽视。所以国家的法律制度松弛,有才能的人在下面干着急。真是可悲啊!
从汉朝建立到现在,已经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得不到执行,上下都懈怠偷懒,社会风气败坏,老百姓变得狡猾虚伪,大家都盼着能有个中兴之主来拯救国家。而且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定非要像尧舜那样才行,只要能把国家的漏洞补上,把坏的地方改正,让国家恢复安宁就可以了。
对于治理天下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品德高尚的人,那就要用严厉的手段才能治理好,太宽容了就会出乱子。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孝宣皇帝,他很清楚怎么当皇帝,也懂得怎么治理国家,所以用严刑峻法,把那些坏人都吓得不敢捣乱,国家就安定下来了,他在祖庙享受祭祀,被称为中宗。可是到了元帝即位,实行了很多宽容的政策,结果国家的威严和权力都被削弱了,他也成了汉朝的祸根。这治理国家的道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国家的法律,就像人保养身体一样,平时注意养生,生病了就得用药来治。刑罚就是治理国家混乱的药,德政就是让国家繁荣的美食。用德政来消除残暴,就像用美食来治病;用刑罚来治理太平,就像用药来保养身体。现在国家继承了历代的弊病,又碰上了倒霉的时候,从好几代以前开始,政令就太宽容了,就像骑马的人松开了缰绳,马也不咬嚼子了,四匹马到处乱跑,国家的道路变得危险又崎岖。这时候就应该赶紧勒住缰绳,把国家拉回到正道上,哪有时间去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呢?
以前高祖让萧何制定九章律法,其中有夷三族的命令,还有黥劓斩趾断舌枭首这些刑罚,所以叫做具五刑。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把原来该劓刑的改为笞三百,该斩左趾的改为笞五百,该斩右趾的改为弃市。那些被斩右趾的人都丢了性命,被笞打的人也常常被打死,虽然名义上是减轻了刑罚,实际上还是很残酷。在那个时候,老百姓都希望恢复肉刑。到了景帝元年,下诏书说:‘加笞刑和重罪没什么区别,就算侥幸不死,也没法做人了。’于是重新制定法律,减轻笞刑的力度,从那以后,被笞打的人才能够保住性命。从这件事来看,文帝其实是加重了刑罚,而不是减轻了刑罚,是用严厉的手段达到了太平,而不是用宽容的手段。
如果真的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应该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让皇帝学习五帝和三王,改掉秦朝留下的坏风气,恢复古代圣贤的好传统,抛弃那些苟且偷安的政策,遵循古代的制度,恢复五等爵位,建立井田制度,然后选拔像稷契这样的人当助手,像伊吕这样的人当宰相,这样就能让国家变得像凤凰来仪、百兽跳舞那样美好。如果不这样做,那我说的这些话就只是白费口舌而已。”
这篇政论啊,其实并不是真的劝朝廷一定要用严刑峻法,只是因为当时有权有势的人犯了法也没事,贪官污吏失职了也不被惩罚,所以才这么说,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不良风气。但要是有人把这当成平常的道理,那就会变得刻薄寡恩了。
高平人仲长统读到了崔寔的政论,忍不住叹了口气说:“皇帝真应该把这篇文章抄下来,放在座位旁边,每天看看,提醒自己啊!”这也是想让皇帝变得好一点的意思。可是这些儒生的议论,怎么能轻易地改变皇帝的想法呢?
梁冀这只当道的豺狼,顺帝还把他当成宝贝一样,不但不惩罚他,还想着要给他更多的荣誉和权力。于是就叫公卿们商议该给梁冀什么样的礼遇。当时赵戒、袁汤、胡广轮流当太尉,光禄勋吴雄当司徒,太常黄琼当司空。这胡广啊,是个老滑头,两边都不想得罪,看到梁氏的势力这么大,就顺着梁冀的意思说他的功德超过了周公,应该赐给他山川土田。只有司空黄琼还算有点良心,站出来说:“梁冀最多只能和邓禹相比,给他四个县的封地就差不多了。”这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才说出这样的话。
于是有关部门就综合大家的意见,上奏给皇帝,说应该给梁冀特别的礼遇,让他上朝的时候不用小步快走,带着剑上殿,谒见皇帝的时候不用报名,礼遇和萧何一样,再增加四个县的封地,像邓禹一样,赏赐给他金帛、奴婢、彩帛、车服、甲第,待遇和霍光一样,每次朝会的时候和三公不同席,十天参与一次尚书的事务。梁冀得到了这些荣耀和权力,还是不满足,心里一直不痛快。
正好桓帝的生母匽氏去世了,就是孝崇皇后。桓帝跑到洛阳西乡去哭丧,让他的弟弟平原王石当丧主,王侯以下的人都来参加葬礼,葬礼的礼仪制度和恭怀皇后一样。不过匽氏的子弟没有一个在朝廷当官的,这都是因为梁冀在中间捣乱,他嫉妒匽氏一门,所以不让他们参与朝政。
到了元嘉三年五月,桓帝又改年号为永兴。这一年黄河发大水,到了秋天,水势越来越大,冀州一带的河堤都被冲垮了,洪水到处泛滥,老百姓的房子和田地都被淹没了,很多人都流离失所,成了难民,足有几万户。朝廷没办法,就派侍御史朱穆去当冀州刺史。
朱穆接到命令后,立刻就出发了。他刚渡过黄河,那些县令、邑长们就吓得够呛,他们心里有鬼啊,担心朱穆会揭发他们的罪行,于是有四十多个人干脆辞官不干了。朱穆到了冀州后,果然毫不留情,铁面无私地揭发弹劾那些贪官污吏。有几个贪官吓得自杀了,还有几个被关进监狱,最后死在了里面。
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了,他在归葬的时候,竟然违反规定,用了玉匣。朱穆因为他是安平人,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就派郡吏去调查核实。郡吏们知道朱穆很严厉,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就把赵忠父亲的坟墓挖开,打开棺材检查,果然发现了玉匣。于是就把赵忠的家属都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赵忠怎么肯罢休呢?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跑到桓帝面前耍赖,说朱穆擅自挖开他父亲的棺材,还私自关押他的家属。再加上梁冀本来就恨朱穆,趁机在旁边说坏话,桓帝听了他们的话,气得火冒三丈,马上派朝使把朱穆抓回京城,交给廷尉治罪,让他去左校做苦工。这左校是将作大匠管理的地方,凡是官吏犯了罪,就会被送到这里来干活,这也是汉朝的一种刑罚。
朱穆被抓的消息传开后,一下子激起了几千名太学生的愤怒,他们觉得朱穆是被冤枉的,都为他打抱不平。大家推选刘陶当领袖,一起到皇宫前上书,为朱穆申诉冤情。这也是太学生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
他们在书上说:“我们看到前冀州刺史朱穆,一心为公,忧国忧民。他到冀州上任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清除那些奸恶的人。因为常侍这些人权力大,受宠信,他们的父兄子弟在州郡里横行霸道,就像老虎和狼一样,欺负老百姓。所以朱穆才会伸张正义,弥补法律的漏洞,把那些坏人都抓起来,这是为了顺应天意啊。
可是他这样做,却让那些宦官们怀恨在心,到处说他的坏话,给他捏造罪名,最后让他受到了刑罚,被送到左校去做苦工。天下有见识的人,都觉得朱穆和大禹、后稷一样勤劳,却受到了共工、鲧那样的冤枉。如果死去的人有知觉的话,那么唐尧会在崇山发怒,舜会在苍墓生气!舜葬在苍梧之野,所以叫苍墓。
现在那些宦官和皇帝身边的亲信,掌握着国家的大权,拿着皇帝的赏赐,嘴里说的话就是法律。他们想让谁发财谁就发财,想让谁倒霉谁就倒霉,把好人变成坏人。而朱穆却不顾自己的安危,坚持正义,他不是讨厌荣誉喜欢耻辱,也不是不想活了,他只是为国家的法律松弛而感到痛心,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所以才会竭尽全力,为皇帝着想。
我们这些学生愿意在脸上刺字,脚上戴镣铐,代替朱穆去做苦工,只希望能让忠臣不再受委屈,不再蒙冤!我们怀着万分恳切的心情,向皇帝陛下上书,希望您能明察秋毫。”
桓帝看了这封上书,心里也有点犹豫,觉得自己可能做得有点过分了。再加上太学生们的呼声很高,他也不敢太得罪这些人,于是就把朱穆放了出来,让他回到南阳老家去。
朱穆就是以前尚书令朱辉的孙子,字公叔,他从小就很孝顺,五岁的时候就因为孝顺而出名了。后来他通过孝廉的考试,进入官场,当了议郎,又升为侍御史,一直都很廉洁正直,名声很好。他曾经写过一篇《崇厚论》来告诫世人,当时很受欢迎。这次被罢官回家,太学生刘陶等人又上奏说朱穆和李膺,为人正直,清廉公正,品德高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应该把他们召回朝廷,辅佐皇帝,一定能做出很大的成绩。
原来颍川人李膺,是以前太尉李修的孙子。在安帝的时候,他就以操守清廉而闻名,和朱穆的名声差不多。他也是通过孝廉进入官场,后来当过青州刺史,又调到渔阳、蜀郡当太守,还担任过乌桓校尉。鲜卑人经常侵犯边境,李膺亲自率领军队出征,他不怕危险,冲锋陷阵,身上受了伤也不退缩,和敌人打了很多次仗,终于打败了鲜卑人,杀了两千多个敌人,从那以后,鲜卑人就不敢再来侵犯边境了。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被免了官,就回到纶氏县,在家里教授学生,来跟他学习的人常常有一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