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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些，小暖问他哥，你知道周和尚不？杜思宝说，我出来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知道？小暖说，周和尚就是周老九的孙子。杜思宝马上想起了当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那个控诉1960年饿死人的汉子。对小暖说，哦，我记得周老九。

小暖说，周和尚可怜得很哪，他是在北京打工的。前几天，他不顾北京的封锁，偷偷地跑了回来。自己感冒了，有点低烧，怕人家给抓起来，送到小汤山医院里去，一直不敢坐汽车火车，一口气跑了七天，见人就躲，缺吃少喝，蓬头垢面，竟然跑回来了。要进寨子时，被值班人员发现了，知道他是从北京回来的，说啥也不让他进寨子。他一定要进，寨子里的群众纷纷拿着扫帚、扁担出来打他，有人掂着锣，边敲边喊，坚决不叫瘟神进村！他爹妈也哭着喊，孩子，你走吧，再不要回来了！

乡政府的人来了一群，都是戴着口罩和胶手套，要把他拉走去县城医院住院。他哭着说，自己想家，说啥也不肯去。没有办法，那些人把他反绑着手，硬是拉走了，治疗了几天，不过是感冒。治好后，医院里人把他送了回来。这小子现在见了寨子里的人，一个个当成仇人了。

杜思宝听了后，又是没有说啥，轻轻地把电话放下了。他知道，马寨这样做，也不是特例，自己尚且被隔离，有什么好奇怪的？多数村子，在村外搭了帐篷，专门让出门在外的人，回来时先在这里住下来，隔离一段时间。这就是人们对于病魔的态度。人类战胜自然，说说容易，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空气中，你咋能把病毒捉了出来？乡亲们不近人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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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下）（2）

在这一段时间里，杜思宝犯了他遇事儿喜欢追根问底儿的毛病，天天都要上网查看关于非典方面的资料。

他看到，医学界正在加紧研究发生这种可怕疾病的原因，为治疗这种疾病加速研制药物。在研制药物方面，很难说有一些制药机关，是科学的态度还是急功近利。“SARS疫苗试剂研制成功”、某市“一天内报批六个抗SARS新药”的新闻此起彼伏。

在非典的发病机理上，也有一番吵吵闹闹的争鸣。WHO认为这是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命名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缩写SARS。发病的原因，有的说是“衣原体”，有的说是“支原体”，最后确定为“变异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的来源说法不一，与“艾滋病”是非洲的猴子传播的一样，殊途同归，人们把产生SARS病毒的来源，最终把焦点集中在果子狸上。杜思宝想到自己在广州时，差一点吃到了这种野味儿，心中产生了后怕。他突然想到，“没有材料”的国兆，掂着毒药瓶子下河里药鱼，把鱼都药绝迹了。这些行为，都是人类不能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才造成的。

他在大学上学时，读过一本英国人怀特写的《塞耳彭自然史》。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好书，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光华依旧。这本书诞生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它是英国18世纪的一部文学名著。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写作的手法奇特，既是文学著作，又是一本博物学著作。讲的是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塞耳彭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子，作者以给友人写信的形式，对那个村子的山川形貌、花鸟虫鱼，以及大自然的一丝丝风吹草动，都给予了无比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对上述种种自然界的造化，都有精确的文字记录，还有精美的绘画插图。

杜思宝想，有可能的话，他也要学学怀特，把那些将在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中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东西写出来，不管它有没有人阅读。多难兴邦，这次同非典的斗争，人们到一定时候，肯定好了疮疤忘了疼。要让他们记住，非典肆虐的原因，跟有人乱吃野生动物，确实大有关系。沙尘暴的产生，完全是因为人类行为在自然界的失当造成的。很多孩子刚生下来就得了白血病，这同环境被污染与破坏，也有着直接的联系。最后，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惩罚，都要一点一点地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想到这些，杜思宝对组织上安排他当环保局的业务副局长，感到非常满意。他想，通过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人们对环保的意识有可能强化，自己的工作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津津有味地看了不少网友们，编造出来的关于非典方面的笑话。有一则笑话说，曹操被他的大将典韦从九死一生中救了出来，曹孟德感叹说：“非典，吾命休矣！”当时乐不可支，独自一人嘿嘿地笑，范哲怪他说，你发神经呀？

到了6月份，非典终于过去了，人们在庆幸之余，留下了许多社会后遗症。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客运部门的运输量恢复缓慢，旅游景点没有人光顾，导游小姐纷纷改行做其他工作，两种公司全都处于严重亏赔状态。

有一次，范哲问他，楼上李副局长家买的食盐吃不完，没有地方放，要送给咱们一些，这让人不好意思，要，还是不要？杜思宝说，他们家怎么买了那么多食盐？范哲说，还不是非典闹的！他们家买的其他物品也很多，仅板蓝根就有两大箱子，放霉了，全部扔了。别说是草根子，就是冲剂也不行，放得久了，也会失效的。

杜思宝想到，说书人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个民族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同样会有许多人惊慌失措的。大量采购药品和生活用品的愚蠢举动，都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恐慌的表现。人们完全可以持乐观态度。战胜病魔，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危机与反危机此消彼长，人类总是要在战胜侵害和战胜自我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动力。这一个过程，恐怕永远不会完结。

机顶盒（1）

就像范哲说的那样，非典过后，一些人抱怨自己遇到的所有倒霉事情，全都说是他妈的非典闹的！公司破产了，是非典闹的；本来能挣好多钱，没有挣到，是非典闹的；就连没有能够结婚，女朋友跑了，或者在心中想象的恋人，没有弄到手，也都是非典闹的。反正非典是个筐，怨天尤人时，什么事情都可以朝里边装。

人们的心理恐慌逐渐消散，经济也在逐步回升。大灾大难过后，完全没有必要总是沉浸在伤痛之中。瘟疫没有能够流行开来，说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措施是十分得力的。全国十几亿人口，患病人数不上五位数，死亡人数不上四位数。人们无法估计，要是没有这些措施，究竟会发展到何等局面。经过这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整个民族都是一次心理免疫。以至于后来“禽流感”爆发时，大家没有像在非典时期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平和应对，顶多到饭店里不吃家禽的肉。中国没有发生过“疯牛病”，猪牛羊肉没有什么可怕的，照吃不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又回到了社会上。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依靠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手段，足不出户地了解到疫情的发展状况。现在，在我们那里，从城市到乡村，彩电已经普及。电视机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家用电器了。县一级的广播电视局，曾经是最糟糕的单位。一个职能局，不过三二十个工作人员。一个电视差转台，一个广播站，就是全部家当。乡镇的党委书记们，如果提拔不到县级领导岗位上，肯定不愿意去广播电视局当局长，因为职工打架就可以打到他的面前。后来，有了有线电视，就有了收费项目，这单位马上红火起来。经费宽余了，办公楼盖起来，人员大幅度增加，再想当这个局长，领导们就要看谁的能耐大了。

县里有了有线电视以后，乡镇所在地和好一点的行政村，集资办起了有线电视。我们马寨村，就是在刘庆河支书的倡导下，最早办起有线电视的。村里在刘庆河家的房顶上支一口天线大锅，屋里装上信号增强装置，把调制好的信号通过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