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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为了让更多的亚洲朋友了解北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我们还组织了三次登长城的活动。参加登长城的运动员、官员达1500人，我们请负责阿联酋代表团的邹积军同志抓总，与亚运会礼宾处的金志同志和我们的两个年轻人曹革、朱丹一起组织了50多辆大轿车，顺利完成了这个较大规模的活动。为了增强亚洲各国代表团领导之间的友谊，我们还配合组委会其他部门组织了名人高尔夫、钓鱼和网球比赛，并组织了400多名运动员去北海参观了中国传统的灯展。亚运会期间正值国庆、中秋两节，我们安排各国团长和部分官员参加了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和北京电视台10月2日晚在香山举行的中秋文艺晚会。

1990年10月6日，亚运会比赛全部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以史无前例的183枚金牌独占鳌头。

经过初期的忙乱到步入正轨再到后期的成功与喜悦，经过六十个日日夜夜的奋战，1990年10月7日，我们终于迎来了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的闭幕式。

当亚运会的会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缓缓降下时，在主席台边上的看台上有人撑起一幅大字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这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迈出申奥第一步（1）

其实早在1979年2月，在国际奥委会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我们要适时举办奥运会的问题。当时我们正埋头研究解决我们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最佳途径。据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先生时，渡边先生询问小平同志，中国是否会参加或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小平同志明确答复他，在国际奥委会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后，中国不但要参加奥运会，而且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义务。后经有关同志证实；小平同志确有此话。我们当时十分兴奋，深受鼓舞，后来终于在这一年年底促成了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的“奥运模式”——名古屋决议，为中国参加和举办奥运会打开了大门。

10年后，邓小平同志仍没有忘记他向日本友人的承诺。1990年7月3日，伍绍祖主任等国家体委领导和北京市领导在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新建成的亚运会场馆时，小平同志问陪同他参观的有关同志：“申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情呢？如果有这么多的体育设施，而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嘛！”

后来，伍绍祖同志在国家体委内部有关会议上和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几次公开提到这件事。小平同志关于申办奥运会的明确表态和积极主张大大激发了我们的申办热情和决心。北京亚运会一闭幕，国家体委和北京市就立即投入到研究和履行申办奥运会程序的工作中来。在研究过程中，上海、广州和国家体委内部都有一些同志提出是否让上海或广州出面申办奥运会的问题。但最终大家认为，中国第一次申办还是应该由首都来出面更妥当，这样的话一些临时的困难我们可以更好地克服。

当时的国家体委领导和我们国际司都十分重视奥运申办工作，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第一次申办。

早在亚运会前的1990年4月16日国家体委外事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和中国奥委会主席的何振梁同志就在主题报告中提出，面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潮的抬头，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新一代国际体育领导人的工作。除了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之外，也要考虑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还在会上强调，要十分重视体育外事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根据目前的状态可以办好2000年奥运会。

第11届北京亚运会一结束，我们国际司就召开了全司大会，那时候国际司有一百多人，就人数来讲是国家体委第一大司。按伍绍祖主任来国家体委工作后定的规定：中国奥委会的秘书长由国际司司长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由办公厅主任兼任。时任国际司司长的魏纪中兼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他在题为“动员起来，为争取举办2000年奥运会而努力工作”的报告中除了用大篇幅阐述申办的意义和艰巨性外，还特别强调，国际司要投入巨大的力量，各处都要调人参加奥申委工作。

1991年2月22日，在与中国奥委会反复协商后，北京市政府正式向中国奥委会提出举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

2月26日下午，经过四天的紧张准备，中国奥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举行了全体会议。会议由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主持，伍绍祖、袁伟民等国家体委领导和申办城市北京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均出席了会议。我作为中国奥委会的委员和其他的七十多名委员一道准时与会。会议听取了北京市市长代表北京市政府宣读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然后我们奥委会委员进行讨论，自然是一片支持声。全会一致同意北京市的申请，并通过了支持的决议，待取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后公布。

2月28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正式表示，支持北京承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

3月1日，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的申请。

12月4日，北京奥申委派出了由张百发、魏纪中和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组成的代表团赴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向萨马兰奇主席递交了北京承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书。从此，中国和北京朝着当年“天津青年”代表亿万人民提出的第三个目标——在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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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兵遣将（1）

从1979年底我国恢复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算起，到1991年初我国正式提出申办奥运会，时间过了11年多一点。但在这11年中，不管是世界局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世界两极格局终结，经济优先成为世界潮流。中国则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中虽然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但成功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尤其是经济、社会进步明显。我们的申办工作正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启动的。

国务院正式批准我们申办后，国家体委立即着手强化申办工作。国家体委党组决定徐寅生同志除分管竞赛工作外，还要协助何振梁同志管外事工作。徐寅生副主任侧重分管双边交往和国际比赛，让何振梁同志抽出更多的时间参与申办工作。体委领导分管外事工作的两位副主任何振梁和徐寅生同志以及魏纪中同志都一再向我们交代：“申办是国家体委头等大事，国际司要全力以赴，要不失时机地扩大和深化与国际体育组织的接触与合作，要尽快熟悉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工作程序，要自觉把国际司的日常工作和重要活动与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结合起来，要抽调一批骨干力量专职参加申办工作。”

何振梁同志在1981年10月2日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后，又于1985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1989年9月又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论国际体育界的领导人，特别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层次的人员，他是最熟悉的，做委员的工作他是最佳人选。当时的国家体委，特别是国际司已拥有了一批国际体育官员，如魏纪中、楼大鹏、屠铭德、吕圣荣、王正夫、许放、李国宾等都已在相关国际体育联合会或综合国际体育组织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991年3月18日，“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简称北京奥申委）成立，5月13日正式挂牌。北京奥申委的主席由当时的北京市主要领导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为执行主席，常务副主席是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同志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同志，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和北京市市长助理万嗣铨同志任奥申委秘书长。

在这前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国家体委对国际司和有关司的班子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以抽调人员加强申办工作的力度。当然这个步骤也是酝酿中的国家体委机构改革的第一步。于再清同志由国际司副司长调任中国体育服务公司总经理，张全德同志调任武术院副院长，石天曙同志和我则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接替于再清和张全德同志的工作。楼大鹏同志出任北京奥申委体育主任。屠铭德同志出任奥申委公关联络组长（后兼副秘书长）。调王正夫同志担任奥申委新闻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