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傍晚,陈主任差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的飞机票发生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但下星期三一定可以走。……你的事已讲妥了。”
“这星期内调职通知书就会下来。……明早八点钟仍在冠生园等候……”
树生看完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母亲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憎恨和讥笑。“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时她同母亲两个人正在吃晚饭,母亲比她先放下碗。
他在床上断续地干咳。这种咳声在她们的耳里渐渐变成熟习的了,他时常用手在胸膛上轻轻擦揉,他内部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痛得厉害,而且使他呼吸不畅快。这样的擦揉倒可以给他一点舒适。他时时觉得喉管发痒,他忍不住要咳嗽,却又咳不出痰来。有时他必须用力咳。但是一用力,他又觉得胸部疼痛。这痛苦他一直忍受着,他竭力不发出一声响亮的(甚至别人可以听见的)呻吟。他尽可能不让她们知道他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他却极仔细地注意她们的动作,倾听她们的谈话。
“行里送信来,有要紧事吗?”他停止了咳嗽,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妻没有听见。母亲掉过脸来看他,显然她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在问:“宣,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他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他又说:“我问树生,信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妻也听见了。
“一个同事写来的,没有什么要紧事,”妻淡淡地回答。母亲马上掉过头看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骗他,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陈主任送来的,”他想了想又说。
“是他,”妻淡淡地回答。
“他不是要飞兰州吗?怎么还没有走?”他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过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道,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罢,”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债。总不会饿死罢,”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罢。”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象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要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罢,”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