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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第2页）

我的教授法是严厉的。必须根除脆弱。在我的要塞中成长的青年人将令全世界恐惧。我要青年人野蛮、冷酷、崇拜权力、无所畏惧。青年人必须具备所有这些品质。他们必须能够忍受痛苦，不应有一丝一毫的软弱和温情，他们的眼睛里必须再次射出自由、威严的猛兽的目光。我希望我的青年人强健、英武。……这样，我将能够创造新的世界。

那些行凶作恶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就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成长的。如果已是成人，则被告知以此来教育他们的子女。此外，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在一本摘录了1938年到1945年间的日记的书籍中（1984年于德国出版），我们看到，人们不论其年龄或地位，都将战争的结局看作是灾难，而不是解放。对德国人来说，不管他们是儿童，是士兵，还是老年人，一个世界已经崩溃了。学校中的新老师，可能接受了新的教学大纲，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忠诚。他们回到自己家中，继续缅怀纳粹时代的理想，或至少是拒绝弃旧图新或承认错误。

总之，那些凶犯及其同路人的后代，不可能对他们的父母得出正确认识，我在德国的许多次讨论中，都曾听到男男女女一再谈到他们以父母为楷模的问题。而这样做的唯一途径是接受父母的现状，不去质询他们或怀疑他们。或者，只能等待时间起作用。许多人表示，父母的死亡使他们最终如释重负。他们一旦感到不必再去捍卫自己的父母，为他们辩护，便能够摆脱他们，而无须直接面对他们。疏离和防卫使生活乃至他们与父母的联系成为可能，伴随而来的，必然会是否认问题的存在。

一位四十岁的医生写信给我说，他一生都在试图与父母决裂，却始终不能如愿。他年轻时，偶然发现父亲曾是党卫军军官，直接参与过纳粹的罪行。他尝试就此询问父亲，父亲却反应激烈，否认了所有罪责，他于是不再坚持。是与父母决裂，还是干脆不闻不问，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他选择了后者。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根本无法抛弃父母，从此不理他们。两年前，他的父亲死了，现在，他与母亲的关系融洽多了，而且更诚实。如今，他们两人常常谈论起父亲，母亲谈起战争来，也更加直言不讳。

我收到的其他信件表明，父母的行为对其子女树立自我价值观的努力有巨大影响。为建立自尊，这些德国新人必须否定父母，与他们彻底决裂。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追随父母的足迹。两者之中的哪一个决定，都令人疑虑重重。前一个决定似乎不大公正，因为它意味着与父母作对，而后一个决定却原谅甚至认可了父辈的罪错。

另一种反应或可说成是“对敌意的失望”。许多人抱怨说，他们希望和解，却得不到受害者及其后人的尊重和接受。他们说，战争结束以来，已经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然而还是不够。他们还能做些什么，才能求得最终的和解？甚至那些谴责纳粹罪行、对父母态度明朗的人，也辛酸不已，因为他们仍然受到排斥。他们不明白，和解只能是一种请求，受害者有权接受或拒绝。一旦人们没有感恩戴德地立即握住他们的手，他们就觉得受到了伤害。德国一家报纸的评论上有这样一段话：“多少年来，我们始终支持以色列，努力做经济赔偿，成千上万的旅游者访问了这个犹太人的国度。但事事似乎都落空了，人们对待我们德国人，就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德国人希望赎罪与忏悔有一个结局，渴望“终点时刻”，渴望顺顺当当地尽释前嫌，而在这些期待得不到回应时，往往就会愤愤不平。在我们的一次集会上，有位青年人说，她已经厌倦了出门旅行时老听人问起纳粹。她当年还没降生，而且憎恶纳粹的所作所为，但她，一个德国青年，感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为她不时要为德国历史的那一章而听人指责。据知，这些讨论最后会充斥一种排犹情绪，人们会听到“犹太人的报复心理”一类话，这类话往往还伴随着批评今天的以色列，批评它在黎巴嫩的政策，批评犹太人在南非的行为。

人们对今日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当年的德国人做出了比较。人们说，我们现在明白了犹太人一样可能横行肆虐，做不公正的事情。他们面对受害者，不会永远心存歉疚，将自己当成恶人。许多德国青年人自认感到沮丧，因为不管做什么都不够，都没有用处。

许多采访对象都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一些犹太人认为，这个题目还是留待纳粹分子的后人来写为好。而其他人却相信，只有犹太人才能写好它，因为采访对象对别的人肯定会有不同反应。一些人惊奇的是，本书的写作竟用了这样长的时间，而且作者还是一个犹太人。在此期间，第三代人几乎已经成年，战后出生的一些人甚至成了祖父母。部分由于战后时期的压抑气氛，以至到目前，还没有人去写一写那些凶犯的子女，因此，我以不为旧日罪孽所苦的犹太人之身，探讨纳粹子女如何自处这一问题，也是事出有因。在一些讨论中，人们也曾问起，我是否对我的一些采访对象过于尖刻，因而妨碍了他们保持客观态度。

当然，对采访对象来说，这不是一种“正常状态”，而由我这样一个犹太人来与纳粹子女交谈，也不是一种“正常状态”，但并不存在歪曲的问题，或真实性和坦率性的问题。许多有着同样历史的人告诉我，多少年来，他们感到难以向一个背景相同的人袒露内心，但他们可以想象与一个外人坦诚相见。这样，所谓犹太人不应关注这类问题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正如不是只有犹太人才能去写犹太人一样，也不能认为只有纳粹分子或他们的子女才能去写他们自己。

我的两本书，一本关于纳粹凶犯的子女，一本关于受害者的子女，引起了几代人之间的冲突。老一代人不愿听到或读到他们的过去，但第二代人逐渐开始调查并消化那个时代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最近，奥地利纳粹首脑、前帝国荷兰总督赛斯·因克瓦特的孙子，向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博物馆的一次展出提供了资金和个人支持。他的贡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且一开始遭到拒绝。但面对支持小因克瓦特的示威浪潮，主办者重新做出考虑，认为这个青年人的举动可能大大有助于促进和解，其重要性或许超过了许多财务捐助。

新的一代试图从罪孽、协从和责任问题中摆脱出来，在新的开放的气氛下，我们也看到了困惑和冷漠的表示。父母或祖父母的问题或许已不像一二十年前那样尖锐，对那些年龄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来说，第三帝国的历史已不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最后一堆瓦砾已经清除，老纳粹分子或者退隐了，或者死去了，出任政府要职的人，那时或者还没出生，或者仍然年少。“新生代”对过去的公开否定和好奇常令“老家伙们”感到难堪。

总结德国人对本书的反应，我必须说，人们以怀疑为重：怀疑他们——德国新人——是否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确实截然不同；怀疑他们在心理上是否仍然与纳粹凶犯藕断丝连。这种怀疑孕育着极大的希望，直到不久前，德国人仍坚信，历史绝不会重演。但今天，情况已并非如此。今天，他们说，他们希望及时觉察危险，防患于未然，他们说，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而这种戒心，相对于相信历史不会重演的信念而言，更有助于防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卷土重来。

但德国却并非唯一的国家，并非只在这里，本书才搅动了对以往的论争。例如，在荷兰，出版商就计划附加一章，谈论荷兰纳粹分子的子女。本书的法文版将收入一篇序言，讨论法奸的作为，而此时，对克劳斯·巴比的审判正在新闻报道中沸沸扬扬。希腊文版中提到了以往的军事独裁。

因此，对德国和奥地利纳粹子女的这些采访，导致了其他欧洲国家对过去的反思，也导致了在一些人宁可努力忘却的同时，人们重新思考父母行为对其子女的影响。今天，在“打、砸、抢之夜”过去五十年之后，纳粹时代的历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或许，汉斯·弗兰克（即“波兰屠夫”，纳粹的波兰总督，曾参与屠杀数百万人）的话并非全无道理，他在一次审讯中说道：“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不过，他在遗言中收回了这句话。）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第三帝国的岁月距我们越来越远。第三代人即将进入成年，现在的一些儿童已是纳粹凶犯的曾子孙。那个时代遗留的活跃分子至少已在六十五岁以上，罪大恶极者极少还活在世上。纳粹的恐怖，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逐渐成为历史，纳粹凶犯及其仆从的经验和个人历史也越来越不可能在家族内传承。

本书在德国内外引起的反响之所以令人震惊，原因即在于此。它表明，尽管自纳粹在1933年掌权和1945年失势以来，时光流逝，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兴趣却不曾消退。“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纳粹分子的后人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许多老的活跃分子希望时间会带来忘却，德国人将得到民主世界的接受，再不谈他们黑暗的过去，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忘记德国的历史，就没有新的德国。否认民族社会主义时代是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就没有新的德国民主派。

结束这些采访之后，我相信下一代人还将承受沉重的负担，只因他们得知前人曾经参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或至少是没有采取行动制止屠杀。那些相信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卷入了屠杀无辜百姓的人，将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对他们来说，事情不会更轻松，因为看来时间没有治愈创伤。恰恰相反，新的一代将站得更高，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罪行是他们出生之前的作为，就应当随意地通通忘却。纳粹战犯由美国引渡到苏联，或对某人可能卷入纳粹罪行的关注，都可能导致友好国家抵制一国首脑，就清楚显示了这种态度。确实，青年一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不认为应对前人的行为负责。但即使在此种场合下，说话者往往绝望般的抗拒情绪也表明，他们在为某些没有参与过但又关系到他们的事情感到愧疚和耻辱，而过去对下一代人的影响，也于此可见一斑。

这两种反应——抗拒和接受——都说明德国青年人确实在关注过去。不闻不问的人为数甚少。

与纳粹子女的这些交谈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他们。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和父母在战争期间的作为。他们对此知道得太少了。我现在理解了从小到大不清楚父母是否直接参与犯罪，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而人们完全有可能不敢去发问，生怕因此而发现真相。我还理解了许多人确实不想令父母深深自责。他们的父母已经年迈体弱，没有能力再来为自己辩白，我可以想象所有这些，但并不感到怜悯，我可以想象有一个身为纳粹分子的父亲是多么痛苦，但我不能想象去为他辩白。我可以想象母亲不断维护父亲，试图阻止父与子之间的冲突，而在这种气氛下长大成人有多么不容易，但我不能想象为此去称赞母亲。我现在明白了，人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才能去批判自己的父母，向他们提出疑问，甚至与他们决裂。

然而，我不能理解一些人何以没有这样做。我不想责备那些为自己的父母辩解，甚至在极端的例子中对他们顶礼膜拜的人。他们已经无可救药，而且他们只是少数，但还有一些人，确切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对此表示了反感，却仍然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而自怨自艾——我不能理解他们。我也不理解一些人为什么不接受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

尽管他们面临所有这些障碍，我希望愿意成为新的民主派的德国青年人与他们的父母决裂，向他们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

回避向父母发问的德国新一代将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策源地。在这个问题上，文明生活的基石——对父母之爱，不能成为压倒一切的考虑，或许应当恰恰相反。对纳粹分子的子女来说，无条件地爱父母是他们负担不起的一种迁就纵容。历史注定了他们必须去发现父母以往的作为，以及其中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人在战争结束后并不感到罪恶和羞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认为，德国人，德国新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真正有所不同。

[1]　瓦尔德海姆，前联合国秘书长，后当选为奥地利总统，近年有人揭发他曾在“二战”中参与暗杀犹太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