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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梁文人（第1页）

在故宫午门外，有两处矮小的房子缩立在广袤的阅兵场东西两侧。我知道，那在清代是驻着专管“驻跸关防”的“虾”（侍卫）们的。但在明代，它却有个别致的名字，叫“廷杖房”。大臣犯过，或开罪了“秉笔太监”，或惹恼了皇帝，就在这里行刑。廷杖，也叫打板子，既不交到有司衙门处置，也不征询内阁大臣意见，完全凭皇帝性子喜怒，“打三十”、“打四十”随口吩咐。我们在史籍中读到那些诏书，真个是金声玉振毓华春秋，其实皇帝下诏时，那口气土得掉渣：“拖出去，打八十——钦此！”或更狠一点“拉出去，着狗吃了——钦此！”……这类文笔口吻触目皆是，令人有时发指，有时又忍俊不禁。

挨打的当然大多是声名显赫的高官，那情景闭目可见是十分残酷悲壮的。一头太监把人按在地下拼命噼噼啪啪地猛打乱抽，一头是受刑人的门生故吏远远观刑，摆好了酒食点心，等着老师受刑下来安慰压惊。这般场面实在是十分义烈的。

然而，这些大臣挨打，常常都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打人的，挨打的，大抵心里都明白，这不过是“常规处分”，倘不是倒霉蛋，决计于性命无虞。打人的图个出气痛快，挨打的是愈打名声愈大，图个“声震天下”——从另一头微妙心思，居然有点“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的周瑜黄盖味道。

这当然书史无载，是我读史时偷窥来的心得。也许是我对这些读书人的花样向来不怀好意揣猜，有那么一点“阴暗心理”的缘故。我的鉴别根据是看大事，看人物在大事面前较真时的德行。比如像御史参奏某厨子“制膳甚咸”、皇帝死了的亲爹该否堂堂正正入祠之类，争得唾液四溅，攘臂挽袖的——恰从中看出一个“斜”字来。

那么逢到大事如何？永乐发动靖难之役，叔叔从北京起兵，水陆大军直逼南京，要夺侄儿江山。眼见朝廷岌岌可危，兵势土崩瓦解，百官们纷纷自打主意，各想门路化解凶险。逃走的、归隐的、暗通关节预留后路的、打点精神迎新主的……种种不一而足。自然，平日以节烈自标的，这里头又有个面子问题。当时有个叫解缙的庶吉士，听到文皇渡江，金陵眼见不保，与方孝孺、周是修、王艮、吴溥、胡广、胡靖六人——姑且称之为“七君子”吧，聚在一处，相约为建文皇帝殉节，以标千古风节。退下来后，解缙便悄悄支使家人：“你去瞧瞧胡广是什么动静。”家人回来禀说：“没什么动静，见胡大人问家人‘猪喂了没有’。”解缙听了这话，准是心里猛地轻松，说：“一猪尚不肯舍，况背舍性命乎？”于是心安理得地活了下来。这七个人只有方孝孺壮烈而死，周是修被杀，王艮闭门涕泣，服毒自杀，其余四人都结结实实“咸与新命”。

这件事使我一下子想起明末的洪承畴。崇祯信为股肱，依为干城，名噪天下的贤能臣子，与清兵松山会战，兵败被俘。捉来之后不吃、不喝、不言、不动，像煞了要宁死不屈的模样，多尔衮也拿他没办法，便叫他的旧友范文程去“看望”。范文程去闲话一阵，回来说：“洪承畴肯定不是死节之臣，他是可以说降的。”问他“怎见得呢”，范文程说：“我和他闲聊时，房梁上掉下一点灰絮落在衣服上，他赶忙掸掉了。一件衣服他都舍不得，他肯舍掉性命吗？”果然，弄个女人去劝，洪承畴也就欣然降了“命世之主”。

明代士人崇尚程朱之学，讲究性命之理，存天理，去人欲，最是在格物致知上头下工夫的。王阳明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算是一份独到的心得——这位儒将曾面对一丛绿竹，想破了脑子“格致”其理，以至于弄得病了一场。这也是当时文人的一种时尚心态：在理学中钻牛角尖，仿佛是做得十分认真。一旦“事”来了，大家都真相毕露。待到清兵入关，大军直逼金陵，这群宝贝又在一块“聚议”，一说要从福王逃走，一说“社稷为重君为轻”，要留守社稷——换句话说，就是要替新来的主子看家，而居然就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当日清兵入城，天降大雨，文武百官整肃相迎，五尺多高的“手本履历”几摞子码着，等待接收，冠服袍褂淋得褪了色，红水殷殷满街横流。这也是颇为滑稽的一幕：上头受降的是志满意得的洪承畴，下头投降的是他许多门生故吏。都是汉人书生，主子却换了满洲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个叫阮大铖的人，这时的表现尤为奇特。看过《桃花扇》的人大抵都知道他会编曲本儿，而且会表演，爱附庸清流，是个亡国名流。他的履历很明白，先附魏忠贤，又结马士英，再投满洲人，带着清兵攻打仙霞岭，僵仆石上死——单这么几句，无论如何不“生动”，他的“事迹”其实是好看煞的。他去见魏，“每投刺，辄厚赂闻人毁焉”，连个名片都不留存。魏忠贤倒台，穷搜党羽，明知他是魏党，偏就找不出证据。他整肃魏，连带着扫了东林党，伙同马士英整倒周延儒，接着又和马士英反目。借“妖僧大悲案”造假名册，无论好人歹人、君子小人统统一网打尽之。钱谦益一代学儒大匠，甚至让小妾柳如是牺牲色相巴结他，还是不肯放过。这人简直荤的素的、臭的香的、五颜六色、垃圾古董、玉佛金人、鸡毛蒜皮一囊而尽，乱划拉齐毁坏，说不清他是什么道道儿、什么个东西。亲近朋友都瞧他有病了，他说：“古人不云乎？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明白说话，是世纪末心态！于明末、晚明政权，可以说阮大铖一点好事正经事也没做，偏是降清之后，他的劲头突然大增。他这时已年届花甲，清兵“内院”怕他鞍马劳顿，阮大铖慷慨陈言：“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打到仙霞岭，大家都骑马慢行，只有阮大铖牵马徒步行进，说：“我精力百倍于后生！”率先直赴极峰五通岭。好半日大家才喘吁吁爬上来，远远见他坐在石头上“呼之不应，以鞭掣其辫，亦不动。视之，死矣”。单看他的简历，恐怕永远想像不出这个老不要脸的奸徒如此归宿吧？我是用心读了《儒林外史》的。心里犯嘀咕，品不出滋味，觉得像进了洪洞县，内头何以就没个好人？再翻明史才晓得，那都是红尘滚滚中的小巫，正直清白如海瑞的、三杨的可寥如晨星。如《五人墓碑记》那般激切壮烈的也极少见。后来才知道它写得老实，说了一群侏儒和变侏儒的故事。当然解缙、阮大铖们这样的“跳梁”也是少数。但燕鹊鸟雀窠学坛，满朝皆簪缨侏儒，也是明亡缘由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