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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第一章 论功利与诚实（第1页）

谁都免不了说些傻话。可悲的是存心这样做。

此人费大力气，说大傻话[1]。

此话与我无干。我的傻话都是不经意脱口而出的，这与它们的价值相符。这样很好。随说随忘，并未花什么力气。我只按话语的分量来买卖它们。当我把话语诉诸纸上时，犹如与初次见面者说话一样。这是真的，下面讲为什么。

谁不痛恨背信弃义的行为呢！蒂拜尔便曾拒绝使用背信弃义的手段，因而蒙受极大的损失。有人从德国写信告诉他，若他认为合适，可用毒药为他除去阿尔米尼乌斯（阿尔米尼乌斯是罗马人的劲敌，曾于瓦鲁斯当政时卑鄙地虐待过罗马人，而且是阻挡蒂拜尔在那一带扩大其统治的唯一障碍）。他回答说：“罗马人向来以光明正大的方式，手持武器向敌人复仇，绝不用偷偷摸摸、欺诈蒙骗的办法[2]。”他放弃了功利主义而选择了光明磊落。也许你会说：“此人是个伪君子。”这一点我也相信；在干他这一行的人身上，虚伪并不稀奇。仇恨德行者也可以满嘴仁义道德。尤其因为事实真相迫使他们不得不讲德行，即使他心里不想接受，至少要用它作外衣装扮自己。

我们的机构，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都充满了缺陷。但自然界没有无用之物，甚至不存在所谓无用。宇宙万物无不各得其所。我们人有根深蒂固的病态品性，诸如野心、忌妒、羡慕、报复、迷信、绝望，它们寓于我们体内，并极其自然地控制着我们，以致牲畜身上也能看到它们的影子；是的，还有残忍，这种极其违背自然的恶行；是的，我们在同情别人的时候，看到别人受苦，内心会感到一点难以言表的幸灾乐祸的复杂滋味，连孩子们也已体味到这种感情：

当狂风在茫茫大海上掀起波涛，

在陆地上看别人受颠簸多美妙[3]。

——卢克莱修

倘若谁消除人类身上这些病态品格的种子，他就破坏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同样，任何政府都有一些必要的机构，这些机构不仅卑鄙，而且腐败；恶行在那里得其所哉，并被用以维持这个社会，犹如毒药被用来维护我们的健康。虽说这些机构有了存在的理由——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共同的必要性掩盖了它们真正的性质，但是这游戏应该让那些比较刚强、比较胆大的公民去玩。他们牺牲自己的诚实和良知，一如有些古人为保卫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我们这些比较脆弱的人，还是承担一些比较轻松、风险比较小的角色吧。公众利益要求人背信弃义、颠倒黑白、杀戮同类，让我们把这类差事让给那些更听话、更机灵的人去干吧。

的确，我常见一些司法官员通过诈唬、许诺、优待或赦免的办法引犯人暴露自己的犯罪事实，这种在办案中运用欺骗和无耻手段的做法令我气愤。倘若有人给我提供别样的、比较符合我的性格的手段，那会对司法，乃至对柏拉图——他赞成上述那种做法——大有裨益。我认为那种不讲信义的司法对自身的伤害并不亚于别人对它的伤害。不久前，我曾说我不大可能为某个人而背弃君王，更不会为君王而背弃任何个人，否则我会万分悔恨。我不仅痛恨欺骗，也痛恨别人借助于我而施行欺骗。即便只是为欺骗提供材料和机会，也为我所不齿。

我曾有几次机会在诸侯之间斡旋[4]，在今日群雄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下，我竭力不让他们错识了我，迷失于我的外表。以游说斡旋为业者往往掩盖自己的见解，表现或假装得极其折衷，似乎他们的看法与别人十分相近。而我则拿出旗帜鲜明的观点和我本人的行事方式。我这个善良的谈判新手，宁可有负于谈判，也不愿愧对自己的良心。然而至今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诚然，运气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以至在斡旋于诸侯之间的使者中，很少有比我更受到信赖和厚遇的。我有一种坦率的待人接物方式，使我轻松地在头几次交往中便深入人心，取得信任。纯朴与真诚在任何时代总是合时宜的。而且，辛勤工作而毫不为私利者的心直口快不易遭人疑心和讨厌，他们用得上伊佩里德回答雅典人怪他说话粗暴尖锐时说的那句话：“先生们，不要计较我的直言不讳，而应该考虑我这样做是否为一己私利，是否把事情办得更好。”我的爽直的言谈以其气势使别人从不怀疑我隐瞒了什么。该说的话，不管多么难以接受，多么尖锐辛辣，我都要说，当事人不在场，我也不会说得更难听。我的坦率爽直有一种单纯而漫不经意的表现形式。我做事时只想到做，并不考虑长远的后果及计划，每个行动有其独立的作用，能有所成则我愿已足！

此外，我对达官贵人没有过分的爱或憎，我的意志也不受个人恩或怨的束缚。我仅以百姓的正当感情看待君王，这种感情不由个人利益激发和转移。这一点，我对自己颇为满意。对公众的正义事业，我也只抱温和的态度，绝不头脑发热，我生性不轻易作过深的、内心的介入和许诺；愤怒和仇恨超出了正当责任的范围，便是一种狂热’只对那些并非从理性上忠于其职责者有用；一切正当而合理的意图自然而然是公平的，温和的，否则就嬗变为图谋不轨，离经叛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抬着头，心地坦然地走遍天下。

说实话，而且我敢于承认，必要时我可以学那老妇人，一手将蜡烛献给圣徒米歇尔，另一手将蜡烛献给他的蛇[5]，我会随正义的党派赴汤蹈火——假如我能[6]。如果必要，让蒙田庄园与公共房屋一起塌陷，化成一堆瓦砾也在所不惜，但是如果无此必要，那么我将感激命运让它幸免于难，而且我要用责任赋予我的一切智谋来保全它。站在正义的但失败了的一派那边的阿提库斯[7]，在天下大乱、世事变幻莫测之时，不是靠他的温和节制拯救了自己吗？

对于像他这样不参与政事的人而言，这比较容易做到，而且在这类事情上，我认为正可以不必自我推荐、主动参与。然而，在国家动乱、社会分裂的时候，若是摇摆不定，调和折衷，感情木然，没有倾向性，我觉得此种行为既不光彩也不诚实。“这不是走中庸之道，而是不上道，就像有些人等待事情的结局，好站到幸运者一边[8]。”

这种做法在邻国的纠纷中可以允许。耶隆，叙拉古[9]的暴君，在野蛮人[10]反对希腊人的战争中便是暂不表态，他在德尔斐设立一个使团，带着大批礼物，以便窥测幸运之神降临在哪一边，然后及时抓住时机支持胜利者一方。倘若在个人和家庭事务中奉行此道，那便是一种背叛行为了，在这类事情上自然应当表明立场。不过，我认为，对既无职务又不负有特别使命的人而言，不掺和的做法要比在对外战争中更可以原谅些（我本人不希望得到这种原谅），因为按照法律，战争不是谁不想管就可以不管的。不管怎样，完全被卷进纠纷的人不妨有分寸、有节制地行事，那么风暴将在他们头顶上空刮过而不给他们留下灾难。当初我们希望已故的奥尔良主教莫尔维利埃大人这样做，不是很有道理的吗?在当今勇于行动者之中，我认识一些人，其作风如此公正，如此温和，以致不管上帝为我们安排的风云变幻与世事跌宕是如何地不公平，他们都能始终岿然不动。我坚持认为，帝王之间有仇怨是帝王们自己的事，我嘲笑那些乐于介入与他们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的是非之中的人，因为我们不可能和某位王侯之间有个人纠纷，需要我们为自己的荣誉或依据自己的责任公开地、大胆地向他发动进攻；如果我们不喜欢某位大人物，我们应做得得体些，那就是尊重他。尤其是自古以来，国家的法律和防卫一直规定，谁为了个人的意图而扰乱国家的安宁，那么国家的捍卫者就有理由——甚至有这份荣幸——起而反击。

不应把个人利益和欲望所滋生的尖酸刻毒称作责任感（可我们每天都在这么做），也不应把背信弃义、阴险狡猾的行为称作勇敢，有些人把自己邪恶和凶暴的天性美其名曰热心，其实他们热心的不是事业，而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鼓动战争并非因为战争是正义的，而是为战争而战争。

我们置身于敌对的人们之间并不妨碍我们恰如其分、光明正大地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你处理问题即便不能一视同仁（因为感情上难免厚此薄彼），至少要有节制，讲分寸，这样你就不会过分依赖一方以至对他有求必应；同时你应该满足于双方对你的适度恩宠，做到在混水中游弋，却又不是混水摸鱼。

另一种行事方法，即竭尽全力地效忠一方和另一方，则既不能算是有良心，更不能算是谨慎。你为甲方而背弃乙方（而你在乙方受到和在甲方同等的礼遇），难道甲方不知道有朝一日你也会同样背弃他吗？于是他把你看成小人，而同时又捧着你，利用你，利用你的不光明正大来成就他的事，因为两面派的用处在于他们能带来点什么，但人们得提防着尽量不让他们带走什么。

我对一个人讲的话没有一句不能对另一个人讲，仅仅是语气有点变化；我只转述无关紧要的，或众所周知的，再不就是对双方都有用的事。没有任何功利能使我为之说假话。别人因相信我会保密而向我吐露的事，我虔诚地藏在心底，不过我设法尽量少藏这样的秘密，因为保守帝王将相们的秘密是件麻烦事，——对不需要这些秘密的人来说。我常常提出一种交易：请他们少给我吐露秘密，但要大胆相信我告诉他们的事。因而，我知道的总是比我想知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