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在法国一年缩短了十天[1]。那次改革该引出多少变动!真是惊天又动地。然而一切仍原封不动:我的邻人仍然在他们一向认定的准确时间进行播种、收获,仍然在适当时机做买卖,仍然相信一些日子吉利另一些日子不吉利。我们在习惯上既没有出什么差错,也不见有什么改善。反正事事处处都显得没有把握,人们的认识既粗浅又模糊、迟钝。有人说,照下面这样规定实行起来可能更为方便:按奥古斯丁的作法,在一些年份取消闰年那一天,闰年那一天本来就是引起麻烦和混乱的日子。取消闰年可以一直到正好还清正常年份所欠的日子(这次纠正连这一点也没有作到,我们仍然拖欠几天)。在将来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欠的日子补回来,可以安排在某些年份的周期之后,让这个非常的日子仍得以取消,因此今后我们的误算就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我们只能以年来计算时间,多少世纪以来全世界都是如此运算的!因此,这是一个我们还未能终止的衡量尺度,而这个尺度也使我们天天考虑别的国家计算时间会采取什么样不同的形式,那些形式的用途又如何。有人这么说,天体变老时是否在逐渐缩小,从而使我们几小时,甚至几天几月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普鲁塔克说[2],还在他的年代占星术就未能界定月亮的运行,此为何意?对过去的事作翔实记载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我此刻正在胡思乱想(我经常如此),我在想,人类的理性是怎样一种不受约束不明确的工具!我通常看见人们对别人提出的事情都乐意刨根问底追溯原委,却不甚乐意研究事情的真相:他们把事情本身搁置一边,却把时间消磨于探索事物的起因。滑稽的健谈者[3]。了解事情的原由不能由我们而只能由操纵事情的人进行,因为我们只承受那些事,我们出于天性也可以充分利用那些事,但不能深入到事情的根源和实质[4]。了解酒的基本性能的人并不比我们更喜欢酒。恰恰相反!在处事之道里搀杂自以为是时,身心都会终止自己处事的正确性而且使正确性变质。决定、了解和给予都属于管理者,统治者;下属、从属者、初出茅庐者只能享有、接受。再谈谈我们的习惯。人们忽略事实,却留心考察后果。他们通常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应当说:“有这回事吗?”我们的推理能够丰富一百个别的世界,并追溯出那些世界的起源和结构。推理不需要物质基础;你就任推理随意驰骋吧:它能建筑在空处也能建筑在实处,可以靠虚幻建造,也可以靠物质建造。
能给轻烟以重量[5]。
——佩尔斯
我认为几乎处处都应说:“没有这回事。”我可以经常这样回答,但我不敢,因为他们嚷嚷说,这是智力低下和愚昧造成的失败。于是我往往得充当喜剧演员以对付一些无聊的、我根本不相信的问题和无稽之谈。加之事实上要干脆否定某个实际建议又有生硬和咄咄逼人之嫌。尤其对那些很难说服人的事,很少人敢不肯定自己亲眼见过,很少人敢不引出一些证据供官方解决我们的矛盾。出于这种习惯,我们便知道千百种从不存在的事情的依据和原由。世界便在千百个问题上发生冲突,而这些问题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是虚假的。“真假难分,因此贤人不应去灾祸丛生之地冒险[6]。”
真理和谎言面目相同,其穿戴、爱好、举止亦别无二致,我们对之亦不分轩轾。我认为我们不仅不勤于防止自己作弊,而且千方百计鼓励自己上钩。我们愿意被虚妄弄乱思想,因为虚妄符合我们的本质。
我见过许多当代奇迹如何产生[7]。尽管那些奇迹一露头就被压了下去,我们仍可以预见,它们如能生存下去,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因为只要抓住线头就能随意放线。从无到最微小事物的距离大于从最微小事物到最庞大事物的距离。首批奇迹富于原始状态的特异性,他们的故事一经散布开来,便会从人们的反对中意识到让人信服的困难之所在,于是便以某些伪品堵塞此所在之处。除此之外,我们“靠人类天生有意夸大谣言的本性[8]”又顺理成章地把别人借给我们的东西归还给别人,不加高额利息,也不加产品的增益。个别的错误首先造成公众的错误,在此之后,公众的错误又造成个别的错误[9]。事情就如此营造起来,充实着,构筑着,传递着。结果,最远的见证人比最近的见证人更了解情况;最后得到消息的人比最早得到消息的人更信以为真。这种进展是自然的,因为谁相信了什么,便认为让别人也相信乃是一种善举,而且为此从不怕杜撰虚构添枝加叶。其程度视他传播神话的需要而定,并以此弥补别人的抵制以及他认为别人构思当中的缺陷。
我本人撒谎时则格外清醒,而且从不担心自己说的话是否有信誉有权威。不过我发觉在我说话时,或出于兴奋,或由于别人抵制,或由于叙述本身的热烈,我总以声音、动作、气势和语言的力量,并以引伸和发挥来夸大和增强我的主题,其间也不乏对原有真实性的兴趣。然而我这样做是有条件的:对第一个把我引回原题并要求我讲出直接而不加修饰的真相的人,我会骤然放弃我前面的努力,而把他要求的真相告诉他,不过分,不夸张,不添油加醋。大声说话,言辞激烈(我通常爱如此)往往会走向修辞的夸张。
通常,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如在为自己的主张开辟道路时精神集中。普通办法不奏效之处,我们便辅以命令、强制、铁和火。走到这一步是不幸的:在蠢人数量大大超过智者的群体中,真理的最佳试金石竟是大批的信徒。“仿佛没有什么比缺乏判断力更普通的事似的[10]。”“对智慧来说,大批蠢人竟是了不起的权威[11]。”概括自己的判断以反对普遍的见解困难重重。从问题本身出发,最初被说服的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从他们开始,便可凭数量的权威和证据的年代久远推而广之,直到机灵人。至于我,一旦我不相信其一,便不会相信其一百零一;我并不以年代来判断主张。
前不久,我们一位因痛风而失去了优雅自然风度和活泼随和性格的王子听了关于一位教士的神奇活动的报告。报告说,那位教士通过言语和手势治愈了各种病症。王子完全信以为真了,他经过长途跋涉找到了那位教士。他的悟性使他征服了自己的腿并让他的腿麻木了几个小时,从而使多年不会为他效力的双腿又为他服务了。如果碰运气能积累五六起这样的偶然事件,奇迹就能变成自然。此后,大家发现这类工程的创造者是那样纯朴那样与诡计无缘,于是判定他不该受任何惩罚。今后人们会照这样处理大多数类似事件,而且会去他们的老窝承认他们之所为。“我们赞赏靠遥远距离骗人的事[12]。”因此我们的视力往往只能远远地再现奇异的景观,景观一近便消散了。“从来就名不副实[13]。”
毫无意义的开始和毫无价值的原因往往产生十分突出的印象,这是奇迹。这一点本身就妨碍人们对印象作深入了解。因为印象分量一重,名气一大,大家就抓不住真实的印象了;真实的印象分量太小,总躲过我们的视线。事实上,这样的探索要求一位十分谨慎、认真、洞察入微的调研者,这样的调研者必须泰然自若而不忧心忡忡。直到此刻,那些奇迹和特异事件都在我面前隐蔽起来。在这个世界我没有见过比我自己更明确的魔怪和奇迹。习惯和时间会使人顺应一切奇特的事物,但我越自我烦扰,越认识自己,我的畸形便越使我吃惊,我自己也越不理解自己。
促进和制造那类事件的主要权利属于命运。前天我经过一个村庄,离我家两里尔远。我发现当地还在为刚失灵的一个奇迹激动不已,邻村也被这个奇迹捉弄了好几个月,而且邻近的省份也开始为此沸腾起来了:人们成群结队往这个村子跑,各种身份的人都有。一天夜里,当地一个青年在自己家里装鬼叫闹着玩,他当时一心想着开玩笑,并没有考虑别的细节。这恶作剧比他希望的效果稍好些。为了使他的闹剧扩大范围,他找了一个村姑当合伙人,那村姑倒一点不呆也不笨;后来发展成三人,同样的年龄,同样机灵。于是,他们把家庭布道变成了公开布道,自己藏在教堂的祭坛下边,只在夜间说话,同时禁止一切光亮。最初说的话大都宣扬世界的改变和最后审判日的威胁(因为这个主题的权威性和人们对它的敬畏易于掩护欺诈行为),后来发展为一些幻象和动作,又蠢又滑稽,比少儿游戏还拙劣。如果命运愿意对其稍施恩典,不知那街头杂耍会发展到何种地步?目前那几个可怜虫正在蹲监狱,他们自然会承受对普遍蠢行的惩罚,不知某位法官是否会在他们身上报自己那份蠢行的仇。在这件业已揭露的蠢事里大家算擦亮了眼睛,但对别的类似性质的超越我们认识能力的许多事情,我却主张我们坚持自己的判断,即又摒弃又接受。
人世间许多恶习,或说得更大胆些,世上所有恶习都产生于有人教我们害怕对自己的无知习以为常;产生于我们必须接受我们驳不倒的一切。我们总以格言和决议的方式谈论所有的事。在罗马[14],诉讼程序要求证人陈述亲眼看见的事和法官以他最可靠的学识下令执行的事都以这样的形式拟文:“我认为”。有人把似乎确实的事对我说成是可靠无疑的事时,他是在让我憎恨那似乎确实的事。我喜欢下面这些可以减弱并缓和我们提议中的轻率性的字眼:“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某些,据说,我想,类似的”。如果由我来训练儿童,我会教他们以调查的方式而不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回答问题:“该说什么呢?我不曾听说,可能有这事,真的吗?”但愿他们在六十岁都能保持学员的行为方式,而不要像他们现在那样十岁就扮演博士的角色。谁想治愈无知就必须公开承认无知。惊异是一切哲学产生的基础,探索是进步的基础,无知是止境的基础。但事实上,有些无知既强有力又极富内涵,在体面和勇气方面并不亚于学识。理解无知所需的学识并不少于理解学识所需的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