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比别人聪明,”他后来说,“那个题,如果我没做过,我在考场上肯定做不出来。没有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那个题。”
可是考官不管这个,只管结果。亚勤后来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和他在数学考试中的杰出表现有着直接关系。
一句话影响一生
每次我得意的时候,这个声音就让我平静下来。
——张亚勤
12岁那一年,亚勤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对1978年保有记忆的亿万中国人,一定都记得中国科大少年班。那一年无数轰动全国的大事件中,这是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故事。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人们把那些孩子叫做“神童”。
亚勤是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让他更多了几分得意。母亲也很高兴,但她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流露过。有几天,他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但是他把大部分记者都拒绝了。因为母亲不许他接受采访,说他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不让记者把他的名字登到报纸上,还对他说:“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迄今为止母亲的教导无数,不知为什么只有这句话最符合亚勤的心思。他就悄悄地躲在那些“少年神童”身后,玩着他自己喜欢的游戏。他觉得这日子和他在太原上中学的情形差不多。直到有一天,一件小事让他发生了重大变化。
事情是从一个作家的出现开始的。这作家从北京来到合肥,想要采访这一群“神童”。看到亚勤不愿意谈自己的生活,于是对他说:“我们一块散散步吧。”
那个下午,这一大一小在校园周围走着,一边走一边聊,谈啊谈,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已经走得很远,走出了校园,走进乡下的田野。夕阳西下,天边一轮红日,彩霞漫卷,把亚勤的脸都映红了。
那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
“这人怎么不说好话?”亚勤心里不高兴,不禁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
“不错,”作家点点头,似乎被这个孩子的自信打动了。他忽然站住,转过身来,眼睛正视着亚勤:“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
说完,他把手从亚勤的肩膀上拿开,转身离去。
亚勤一个人留在那里很久。“以后的路怎么走?”他一再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次改变在于我的内心。”很多年以后亚勤回忆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说,“我越来越感觉到他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劝告。现在我想想看,他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一年他差不多40岁,他当时很真诚。从那以后,每次遇到问题,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那双眼睛,好像电影一样。每次我得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让我平静下来:‘你才刚刚开始,以后的路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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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的时刻
妈妈一声惊叫,爸爸一声不吭,只是抓着那张纸,左看右看,等到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全是真的,就一个劲说:“喝酒。喝酒。”
——张宏江
张宏江现在年过四十,瘦脸宽肩,有些谢顶,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大。他已经是两个男孩儿的父亲了,有时候闲下来,就把自己的“自信人生”讲给儿子听:“我从小学到中学,唯一的好处就是没什么作业。”
同儿子相比,宏江那一代人受的教育的确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资源。或者可以说,我们拥有的最大资源就是一个宽松的环境。”
那一年宏江离开县中学,重新回到乡下的学校。学制缩短了,课程精简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如把英语学了好几个月,还是只会26个字母和一句话: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新来的班主任是一个宽松的老师,班上同学也少了,只有30个,老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关注学生,但从来不会说:“今天的家庭作业是……”
爸爸妈妈最大的好处就是放纵,从来不问儿子“作业做了没有”,也不问“得了多少分”,还不让儿子做家务事。那时候大多数人家的孩子是要承担家务事的,但这对夫妻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整天逼孩子做家务事,有可能让孩子陷入那些琐碎的小事当中,眼里没有大事。”
宏江的大事不是课本,而是课外书;不是大人们要他看的那些书,而是大人们禁止他看的那些书。有《青春之歌》,有《幻灭》,还有《白宫岁月》、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些书要么被禁止出售,要么只供“内部参考”,在大城市里的内部书店悄悄地出售。可是现在,那些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文人们,成了禁书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宏江每天跑到他们那里去,找这些书来看,把这当作躲避虚假道德世界和打开胸襟的办法。老师眼看这孩子在课堂上不好好听课,只是埋头读些不三不四“供批判用”的东西,竟不加干涉。只在心里惊讶:“这小家伙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书?”
所有这些情节,都为今天大多数孩子所向往,也让宏江的两个儿子羡慕不已。自由宽松,无忧无虑是所有人内心的追求,更是孩子们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