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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学校的气氛令人窒息，教学秩序形势严峻，少数人的倒行逆施甚嚣尘上，正义之音无处声张。甚至连老师们也不敢与我公开接近，妻子每天念念叨叨。我心里憋着一股闷气，更为学校的现状揪心。

有一天，一位党委领导到学校来找我，说：“老金，这段时间学校很乱，是吗？”

真正说起来，学校还没有到很乱的程度。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老师的工作并无松懈的迹象，只是在办公室里显得有点孤言少语，谨小慎微，不象以前那么嘻嘻哈哈，开朗轻松。

领导告诉我，a领导在场部说，中学现在是一蹋糊涂，看金成这个校长怎么当下去。

a领导此言，如果能象以前那样当面指点该多好，哪怕是严厉批评，我也心悦诚服。可是他这时候说这种话我就很自然地想到，这也许是他另一种心态的流露。其实，学校并非乱得不可收拾，肯定是有人给a领导提供了不实的情况，才使a领导得出“一塌糊涂”的结论。

有好心人对我说，这段时间常有人到场部反映情况，说学校现在问题成堆……。这时我才明白，难怪这段时间只要校园里出现一点情况，哪怕只是一点点小问题，场部领导也会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而领导知道的又不是事实，而是被人家歪曲夸大了的个别现象。如有一次一个学生丢了几斤饭票，马上就有人大喊大叫：“哎呀！南山中学真是没救了，今天几个学生的饭菜票又被人偷了！”如果偶尔有两个学生吵了几句嘴，不等过夜，场部领导就知道中学又有学生“打架闹事”……。

我听到此，想到此，不由警觉起来。这段时间，曾听老师反映，校内有人本职工作不做，却常在各办公室和各班教室窜来窜去，旁敲侧击地说一些既无助于教学又无助于团结的话。我想，莫非有人正在不择手段地想把学校搅乱，然后再嫁祸于我，再次激起领导对我的反感，以酬其居心？

校内少数人的胡作非为并不可怕，我最担心的是a领导不明真象而又任性，甚至还在等着看我的笑话，抓我的辫子。我清醒地认识到，“里应外合，上下夹攻”仍是我目前面临的险境。我越想越感到一种危险。假如有一天学校真的出了什么娄子，或者学期结束时统考成绩落后，教学质量下降……挨着任何一条都可以扣上个“工作不负责任”或“不能胜任工作”的帽子，名正言顺地撤销职务，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到那时，我纵有满腹冤屈也只能有口难言，有理难辩，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理智和责任告诉我：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重新振作起来，紧急动员师生，采取一切措施，把教学工作搞上去，把教学质量抓上去！颓靡、退却、泄气，只能是顺了他人，废了自己，害了学生——我不能做这等孬种！

在争取大多数教师的支持下，我首先对原有的规章制度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使其更严格，更易操作，更具实效。为遏制少数人的负面影响，修改后的各项制度特别强调针对性。我挺起腰杆，在教职工大会上理直气壮地说：“请老师们理解，今后不管谁违犯了，一视同仁，决无例外。也请老师们以同样的要求监督我！”接着，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挨家挨户找老师谈心。我推心置腹地向他们陈说了我的苦衷，通报我的想法和打算；进一步分析本学期的教学形势，阐述教学质量只能上不能下的不可动摇性；拜托他们顾全大局，努力教学，争取本学期的工作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好结局。老师们都表示了对我的充分信任和理解。有的老师还动情地说：“我们早就憋着一肚子气。没说的，跟你卖命！你只管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好，教学工作尽管放心。”

在学生工作方面，我把重点放在初三。因为初三在校时间已不长，升学考试在即。而初三的统考成绩又是学校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志，人人关注，社会影响大。因此，我要争取打响初三升学考试这一炮。我还是老习惯，喜欢在学生身上做文章。我首先要求各班把前二十名和后十名的学生名单及他们的各科成绩和表现特点制成表格交给我，要求越详细越准确越好。我想，重点抓好了这两头，就能带动全面。每次复习考试或摸拟考试之后，我都要亲自关注各班成绩变化情况，特别这两类学生的变化情况更在我的掌握之中。对一些起伏较大或表现反常的学生，我都要过问，亲自找他们谈心疏导。

当然，最了解学生的还是老师。为了发挥老师的这一优势，我在每次重点考试之后或其他时间多次分别组织这两类学生开坐谈会。请各班班主任和全体科任教师逐人逐科分析每个学生的优势和薄弱环节，指点他们的学习方法，启示他们扬长避短的措施和努力方向。

每次坐谈会都由我亲自组织，亲自主持。这种工作效果首先表现在学生思想和精神方面。学生能得到校长的亲自关怀和老师的特别关照，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激励。在他们思想上就有可能产生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也许就能振奋学习精神，激发学习兴趣。而老师们的具体点评，有利于他们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把握学习方法，坚定学习信心。

对后进生我也从不放弃，我常主动地接近他们，与他们闲聊嘻耍，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启迪他们的上进心、正义感。所以不少调皮鬼都愿意与我来往。甚至有些学生在家里挨了父母的打骂也到学校找我倾诉委屈……。对于这类学生，即使他们有错，我也不轻易处分，而是教育教育再教育。当然，也有例外。有一天晚上，我就曾突然来个全校紧急集合，当场宣布开除三个学生。

八十年代，电视里常放武打片，十分诱人。许多学生经不住诱惑，不顾复习迎考在即，常常在晚自习时间溜出教室去偷看电视。经过反复教育，制止，大部份学生慑于学校禁令，人在心不在地被迫囿于教室。但还是有少数胆大的学生潜出校外躲在人家的门口，窗前窥视。那天晚上，我亲自抓住了三个，决定“杀一儆百”。我把这三个学生召回学校后，立即通知全校集合，当场宣布开除。当然我不会将她们的学业断送在看一次电视上。我只是利用这个事件，刹一刹部份学生不能自控的电视瘾。

三个学生被我宣布开除后，少不了哭哭啼啼，伤心难过。我又亲自去安抚他们，启发他们，让他们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认识自己错在何处，并要求她们深刻检讨。第二天，我又找班主任了解情况，征求意见。适当的时候，我又来个全校集合，首先把这个人情送给班主任，说，那天晚上班主任对我说这三个学生一贯表现不错，有的老师也来为他们说情；接着我又说她们三个同学当天晚上哭了一夜，深刻地认识了错误，并向我写了检查，请求宽大处理。这样我这个校长就有点为难了，到底怎么好？我想征求同学们的意见。你们说，如果你们是校长，你们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有学生说：“不处分开除。”

我说：“如果不处理，有的同学会不会认为反正不会处理，再溜出去看电视或做其他违反校纪校规的事情，那怎么办呢？”

又有学生说：“今后犯了从重处罚。”

于是，我就顺着这句话强调说：“好，‘今后犯了从重处罚’，我就按同学们的意见办。现在我宣布，昨天开除的三位同学取消处分。今后不管是谁，如有再犯，决不宽容。大家说，好不好？”同学们一至表示赞成。我不知这样做对不对，但我确实这样做了，而且一举镇住了晚自习的纪律，再没有学生溜出去看电视了。那些人在教室心不在的学生也断了别的牵挂，专下心来读书了。

我还经常利用自习或其他时间，钻进各班教室了解班风学风情况，直接对学生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不是说教，也不是简单的要求和鼓励，大多是以笑谈的方式开头，抖出一些我所掌握的各类学生之间的思想苗头，再加上一些“挑唆”和“怂恿”，就是要他（她）们互不服气，激起不同层次学生的相互竞争情绪，意在促成你追我赶的学习风气。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符合规范，但我实践的效果也是正面的。那一个学期各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多数学生特别是一批尖子生之间的竞争，简直是白热化。每次考试后，学生不仅关心自己的成绩，更关注别人的成绩，相互间紧紧咬住不放，常常出现成绩交替上升的情况。

那么，全校教职工兢兢业业的工作效果如何呢？同学们刻苦攻读的收获如何呢？我翘首以盼，全体老师也翘首以盼。当然，也有人以另一种心态翘首以盼。对这届初三，我心中有数，人家心里也有数。

毕业考试虽然不是升学考试，但也是对初三教学的一次重要检验。五月，毕业考试刚刚结束，阅卷工作尚未扫尾，各科成绩也没最后统计，总场一位领导就慌慌张张赶到学校来找我，见面就说：“金校长，听说这次考试成绩很差很差是吗？”

我说：“人家是怎么说的？”

领导说：“听说二百四十分以下的就有一百多人。a领导在场部说，金成呀金成，这一回看他怎么交账……！”

七门统考科目，总分二百四，每门平均才三十多分，实在是很差很差。而且很差很差的有一百多人！四个“很……”加到一块，那真是差到底了！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早该自己站到那棵捂桐树下凉快凉快去！然而，我听了人家过早的结论，既不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悲哀，只是觉得好笑。看人看事，角度不同，差异无限。我站在正面，看到的是光明，人家站在反面，看到的是黑暗。我和老师们辛辛苦苦地干，为的是把质量搞上去，希望看到的是劳动成果；人家也在不遗余力地“干”，为的是另一种目的，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另一种结果，更想看到金成的可悲下场……。显然，辛苦几年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工作”成果，所以，毕业考试还没最后完工，就迫不及待地向a领导来了个“气象预报”。

我对领导说：“人家说我们二百四十分以下的有一百多人，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一百零几还是一百几十。我们初三年级总共才一百二十人，二百四十分以下的总不会超过这个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