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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1页）

恺撒的秉赋

当一连串的重大胜利以塔普苏斯之战将决定世界未来之权交予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时候，他行年五十六岁（他可能生于公元前102年7月12日）；现在，他是罗马的新君主，整个希腊—罗马文明的第一个统治者。生命力受到如此彻底考验的，历史少见；他乃是罗马的不世出天才，也是古代世界最后一个成果；也正因此，古代世界遵循他设计的道路，直至日落西山。恺撒出身于拉丁姆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其血缘可以上溯至伊利亚特时代的英雄与罗马古王；他幼年与青年的岁月像当时的贵族典型一般度过；他尝过了当时时尚生活的苦杯与甜汁，遭受过喝彩与诋毁，闲来无事也赋过新词，在种种女人的怀里打过滚，学过种种纨绔子梳理头发的花样，更精于永远借钱而永不还钱的妙法。

但这种韧钢的天性是连这类的放诞生活也不能损坏的；恺撒身体既未耗损，心灵的弹性也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在剑术与骑术上，他可以跟他最好的战士相比，而他的游泳术更在亚历山大救了他的性命。他的行军速度之快——为了争取时间，常常夜间行动，这跟庞培游行式的缓慢正成对比——令当代人非常吃惊，而在他得以成功的因素中，这算不得是最小的。

他的心像他的身体一样灵活而强韧。他对一切事务的安排，包括有些他自己未能见到的处境，都既准确又落实。他的记忆力是无匹的，他又可以同时处理好几件事而能同样镇定。虽然他是绅士，是天才，是君主，但他仍然有人心。终其一生，他对他母亲奥丽莉娅都怀着最纯的敬爱（其父早逝）。对他的妻子们，尤其他的女儿朱莉亚，他怀着令人生敬的挚爱，这种情感甚至对政治都不无影响。对他同代最有能力、最杰出的一些人，不论地位高低，他都维持着温切而忠诚的关系，各随其类。对他的党徒，他从不会像庞培那样可以无情地弃之不顾。不论际遇好坏，对朋友都坚定不移，其中有一些，甚至在他死后仍然证言他们对他的深厚情感。

在这样一个和谐的性情中若说尚有某种成分特别突出，那便是他鄙弃一切理论和空想。恺撒当然是热情的人，因为没有热情便没有天才；但他的热情从没有强到他不能控制的程度。歌，爱情，酒，在他年轻的岁月曾经占据他的心灵，但这些没有穿入他性格的核心。有很长一段时期他热切地投身于文学；但他又和亚历山大不同；亚历山大因想到荷马笔下的阿基里斯而夜不成眠，恺撒无眠的时辰则用于玩味拉丁文的名词与动词。他像当时的每个人一样写诗，但他的诗不佳。另一方面，他却感兴趣于天文与自然科学。酒是亚历山大终身不能摆脱的毁灭者，但那有节制的罗马人却在狂欢的年轻岁月过去之后就完全避开了它。

像所有年轻时感受过女人之爱的炫目灿烂的人一样，爱情的晕光一直在他周围摇曳。即使在他四五十岁以后，他仍有过若干恋情，仍然保持着若干浮华的外观——或正确些说，他的男性美的一种讨人喜欢的意识。他非常在乎他的秃头，在公共场合出现时，小心地用桂冠掩遮；如果青春的卷发可以用胜利换取，无疑他会用他的若干胜利交换。但他同女子的交往无论给他何等甜美的感觉，他都不允许她们对他有左右的影响。即使他与克娄巴特拉甚遭指责的关系，也不过是为了掩藏政治上的一个弱点。

恺撒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论他做什么，都充盈了他冷静的明智，也被他冷静的明智所引导；而这种明智则正是他的天才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热烈的生活于此时此刻，不被回忆与期望所扰；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任何时刻他都可以以全副活力投入行动，可以将他的天才投注于最细小的工作；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具有那多方面的能力，使他能够领会人的领会力所能领会的，掌握意志所能掌握的；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才有那种镇定从容，用这种从容，他口述他的著作，计划他的战役；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才有那“惊人的明静”，不论顺逆；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才有那完全的独立，不受宠臣、情人甚至朋友的影响。

由于这种明澈的判断，对于命运与人力，恺撒从未产生过幻象，朋友工作的失当，他也可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计划都订得明确，一切的可能性都经考虑，但他却从未忘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时他会玩起那般冒险的游戏，理由在此，他曾再再冒性命之险，而漠然于生死。正如最明智的人会做最任性的事一般，恺撒的理性主义有某些地方跟神秘主义相通。

作为政治家的恺撒

这些秉赋必然会缔造出政治家。因之，恺撒从早年开始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而言就是政治家，怀抱着人所能怀抱的最高目标——使自己那深深腐败了的国家，以及跟他自己的国家相关的那更为腐败的希腊民族，在政治上、军事上与道德上新生。三十年战争的艰苦经验使他对于手段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在目的上，却不论处于无望时候，或权力无限之际，都未曾稍变，作为煽动家、阴谋家时如此，走在黑暗小径时如此，在联合执政时以及专制君主时，仍然如此。

恺撒所推动的长期计划，即使在极为不同的时间零碎实施的，都是他那伟大建筑的一部分。因此，他没有什么单项的成就，因为他的成就没有单项的。作为一个作者，他文体的单纯优美是无法模仿的；作为一个将军，他不把习规与传统放在眼里，他总是以他特殊的鉴别力鉴别出得以征服敌人的方法，而此方法因以是正确的；他能够以先知的确定性找到达到每件事情之目的的正确方法；在战败之后，他仍像奥兰治的威廉屹立不摇，而不变的以胜利结束战役；他以无匹的完美迅速调动大军——正是这个因素使军事天才有别于普通能力——而他的胜利不是来自军力的庞大，而是来自行动的神速，不是来自长久的准备，而是来自快速与大胆的行动，即使在配备不足的情况下亦然。

但就恺撒而言，所有这些都仅属次要。无疑他是个大演说家，大作家，大将军，但他之所以如此，只因为他是绝顶的政治家。他的军人身份完全是附属的，而他跟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的主要不同之一，便在于他不是以军人为他事业的开始，而是以政治家。起初他本想像伯里克利和盖乌斯·格拉古一样，不用武力而达目的，而十八年的时间，他身为人民派的领袖，都限制自己只用政治计划与谋略。可是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承认，军事的支持是必须的，于是他成为军队的首领。

因此，日后他主要仍是政治家而非军人，无宁是自然之事；这一点，克伦威尔有些与之相近，后者由反对派领袖变为军事首领与民主王；一般说来，这个清教徒虽然跟那放荡的罗马人极少相似之处，但在其发展过程、其目标、其成就上来说，却是近代政治家中与恺撒最为接近的。即使在恺撒的战争中，这种即兴式的将军作风也是明显的。正如拿破仑的埃及与英格兰战争展示着炮兵中尉的气质，恺撒的战争则展示着煽动家的特点。有好几次——最显然的是伊庇鲁斯的登陆——恺撒都疏于军事的考虑，而一个彻底的将军本是不应有这种疏忽的。因此，他的几次行动从军事观点言当受责备；但将军所失者，却由政治家获得。

政治家的任务正像恺撒的天才一样广泛。他从事种种事务，但没有一样不跟他那伟大的目标合为一体的；这个目标他始终坚守如一，而从未对这伟大行动的任何一面有所偏废。他是一个战术大师，但他却竭尽一切力量以阻止内战，当他无法阻止时，则尽量避免洒血。虽然他是军事君主国的创建者，却有效地阻止了元帅的继承体制或军事政府。若说他对国家的服务业有任何偏好，那是科学与和平的艺术，而非有助于战争者。

作为政治家，他行动最特殊的一点是他完美的和谐。事实上，政治家——这人类行为中最困难的一种——的一切条件都结合于恺撒一身。在他来说，除了生活于现在，并合于理性法则以外，在政治上没有有价值之物——正如在文法上他不顾及历史的与考据的研究，除了活生生的用语及对称律之外，他不把任何其他要求放在眼中。他是天生的统治者，他统治人心，像风驱使云彩一样，他可以驱使种种不同的人为他服务——一般的公民，粗率的下级军官，温柔的罗马主妇，埃及与毛里塔尼亚的优美公主，意兴风发的骑兵军官与锱铢必较的银行家。

他的组织才能十分惊人。没有一个政治家，一个将军，像他这样把如此纷纭如此本不相容的分子聚合在一起，成为盟邦，成为军队，并这般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摄政者像他这样，对他的追随者做如此明确的判断，并各自给予适得其所的职位。

他是一个君主，但从没有装作国王。即便当他身为罗马绝对主人的时期，他举止也只不过如党派领袖，圆通平易，和蔼近人，除了在同侪中居于首位外，似乎没有其他愿望。许多人都曾把军事指挥官的调调带到政治上，恺撒却从未犯过这样的错误。不论他同元老院的关系变得何等不如意，他从没有蛮横逞凶过。恺撒是君主，却从未被暴君的眩晕攫住。在世界的伟人中，他或许是唯一在大事小事上从不以冲动与任性行事的；他总是依照他身为统治者的义务而行，回顾一生事迹，他固然可因一些错误的判断而悲伤，却从未因冲动而失足。恺撒，一生从未做过那近乎精神错乱下所行的过度之事，如亚历山大杀克雷托斯、焚毁波斯波利斯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