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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篇 谶纬与白虎通义（第1页）

一、谶纬的名义和起源

“谶”是神的预言，谶书是一种占验吉凶的书。先看下面的解释：《说文》：“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有征验”以下十二字，段玉裁据《文选》中《鵩鸟赋》《魏都赋》注引补）《苍颌篇》云：“谶书，河洛书也。”（《文选》张衡《思玄赋》注引）《三苍》云：“谶，秘密书也，出河洛。”（玄应《一切经音义》卷9引）

据上列字书的解说可知谶书是一种神学迷信的征验书，是神的预言来示人以吉凶。汉初贾谊被贬谪到长沙，在一天日暮的时候有一对鵩鸟飞到他坐位的旁边，贾谊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作《鵩鸟赋》说：“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可见谶是一种占验之书，度就是数，“谶言其度”，译成现代语即占验书里说明的吉凶之数。这个“谶”字在《史记·贾生列传》里作“策”，谶、策同声，在《史记·赵世家》记秦穆公梦见到上帝那里去的事说：“秦谶于是出矣”。《史记·扁鹊列传》“谶”亦作“策”。这里的谶也是占梦书一类。所以《文选·幽通赋》李善注云：“遗谶，谓梦书也。”由此可见谶书就是古代卜筮占梦之类预卜吉凶的迷信策书。《隋书·经籍志》云：“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可见谶纬、杂占是性质相同的书籍。

“纬”是什么呢？“纬”本是对“经”而言。《释名·释典艺》云：“纬，围也。反覆围绕以成经也。”苏舆说：“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围绕以成经。”（《释名疏证补》）由此可见纬书的产生是依傍经义，其实质是神学迷信、阴阳五行说与经义的结合。

“谶”与“纬”是否有区别呢？这个问题旧来即有异说，王鸣盛《蛾术编》云：“纬者经之纬也，亦称谶。”（卷2“谶纬”条）俞正燮《癸巳类稿》说：“纬固在谶，谶旧名也。”（卷14《纬书论》）顾颜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里说：

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第19章《谶纬的造作》）

以上这些都认为谶、纬是没有区别的。主张谶纬有区别的，在明朝有胡应磷、孙瑴（jué）。胡应鳞《四部正讹》上云：

世率以谶纬并论，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纬之名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语》、《孝》而外，无复别出。《河图》、《洛书》等纬皆《易》也。谶之依附《六经》者，但《论语谶》八卷，余不概见，以为仅此一种，偶阅《隋经籍志》注附见十余家，乃知凡谶皆托古圣贤之名，其书与纬体迥别，盖其说尤诞妄，故隋禁之后永绝。

孙瑴《古微书》卷三十五《洛书纬》云：“今读其文大类谶词，岂《河图》主纬，《洛书》主谶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谶自谶，纬自纬，并非一类。《提要》《易》类六附录《易纬》案语云：

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则谶与纬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右《乾凿度》等七书皆《易纬》之文，与图谶之荧惑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

由于《提要》是皇帝敕撰的书籍，自是以后，清代学者多沿《提要》之说，认为谶纬截然不同。其实，谶作为一种神的预言，早已有之；而用于解释“经”的传、记、说等等也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因此从本意上讲，二者是不同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大量的预言打着“圣人”的旗号出现，而用于解经的纬大量引用谶作为立论的根据时，谶和纬实际上也就合二而一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谶纬的起源作一考察。

谶纬出于西汉之未。汉代通儒谓谶纬起于西汉哀帝、平帝的时候。他们对当时方士化的儒生造作谶纬的底细是知道的，所以才能做出这一论断。

桓谭说：“今诸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后汉书。桓谭传》）

《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上疏云：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木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千哀、平之际也。

张衡这里所提示的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一、张衡给谶书的定义是“立言于前，有征于后”。这是谶语的特点，但他忽视了“谶”是假托神灵的预言，而不是科学的预言。二、成哀之后，始有谶书流传。三、谶书虽托于孔子，但其中记有战国时的事，可见非孔子所作。又有汉时州郡、陵寝，足证谶书出于汉代，成帝、哀帝以后，才有谶纬流传。桓谭、张衡都是汉代通儒，他们距谶纬形成的时间很近，洞悉当时的情况，才能作出这样的论断。此后，有许多学者都赞同张衡之说。清代阎若璩也说：

尝思纬书萌于成帝，成于哀、平，逮东京尤炽。……案或问纬起哀平，子以为始成帝何也？余日：张衡言“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初亦不省所谓。读班书《李寻传》成帝元延中，寻说王根日：“五经六纬，尊术显士。”则知成帝朝已有纬名，衡言不妄。衡又言“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见尤洞然。（《尚书古文疏证》卷7）

阎若璩推阐张衡之说，认为成帝时已有纬名，而图谶成于哀平之际，是颇有见地的。谶纬出于汉代是有大量的事实根据的。

二、谶纬的定型和兴衰

如上所述，谶纬是汉代方士所造作，依傍经术的书籍。王莽时征通“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汉书·王莽传上》）其中许多是方术之士，大量制造图谶，使零星的谶语，汇成篇籍。后汉光武帝刘秀应图谶兴起。《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据《汉书，楚元王传》说刘歆于“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应劭注即引此谶为说。光武帝刘秀生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可见《赤伏符》的谶文在光武帝生前早已流传，所以刘歆才有改名应谶之事。所谓“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为二十八。光武帝刘秀于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起兵，汉高帝刘邦于前206年灭秦称汉王，由高帝灭秦至光武起兵正好228年，合于四七之数。《赤伏符》之谶可能出于汉成帝未年，成哀之际，此谶流传已广，所以才有刘歆改名应谶。光武帝取名秀是否也有应谶之意或属偶合，已难详考。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兴起是利用了谶纬的。在王莽时；卜者王况为李焉作谶有“荆楚当兴，李氏为辅”（《汉书·王莽传下》）的话。刘秀的同乡李守“好星历谶记”，王莽时为宗卿师，他也造“汉当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见袁宏《后汉纪》卷一）。李守的儿子李通就利用这条谶语去鼓动刘秀起兵，后来刘秀以应《赤伏符》的谶语即皇帝位。光武帝因图谶兴起，即位以后，所以他崇信谶纬，并且利用谶纬来决定一些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光武帝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图谶作为定本正式公开。这包含着两层意义。（1）在这以前，图谶可以各自造作；如上所述卜者王况可以为李焉作谶。又如公孙述据蜀与刘秀对立，就曾自造谶语，杂引谶记来同刘秀斗争。《后汉书·公孙述传》云；“述亦好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应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大守乙绝卯金也。……光武患之，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途高，君岂高之身那？’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这是一场刘秀与公孙述互相利用谶纬的神学斗争。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在新莽之后谶纬已经广为流行，传播开来，并且种类很多，所以公孙述可以引“《春秋》为赤制”。据《后汉书》李贤注这是《尚书·考灵昭》之文。又引《录运法》《括地象》《援神契》等谶纬书，说明当时已是“纬候稠叠”。（《文心雕龙，正纬》）而各人对于谶纬的含义可以任意解释。所以公孙述引《考灵曜》之文就说《春秋》十二公，可见孔子为汉制法，只能传十二代。从高帝刘邦到平帝刘*

为十一代，加王莽所立孺子刘婴，正好十二代，以为汉运当终，这是公孙述的解释，他并在手掌上刻“公孙帝”三字以应谶。但刘秀则说“公孙”是指汉宣帝“公孙病已”而言，又驳斥他以掌文为瑞之说。“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过去的“秘经”棗绝密的宗教神学文献公开出来，所以张衡说：“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说：“《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即指《河图》《洛书》这两类谶书凡四十五篇，合于五九之数。再加《七经纬》三十六篇，所谓“六艺四九”，两者加起来共八十一篇，这即是张衡说的“篇录已定”。以后凡再发现造作谶纬的，就成了“大逆不道”，要严加惩办。如汉明帝时，楚王英交通方士，造作图谶，被告发说有逆谋，判为“大逆不道”。结果楚王英自杀，牵连达一千多人（见《后汉书·光武十王传》），阜陵质王延和他的亲戚谢弇、韩光造作图谶，为人揭发，谢弇、韩光自杀，这一案件也株连很多人（同上）。（2）过去可以增益图书，私改谶记。如光武帝刘秀曾经命尹敏校订图谶。尹敏就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后汉书·儒林·尹敏传》）刘秀迷信谶纬不听他的意见。后来尹敏就在谶书里增加了“君无口，为汉辅”（同上）一条谶语。结果被光武帝发现，尹敏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同上）说明过去增损图书是很多的。“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谶纬写成定本，使谶纬定型化，此后凡有增损改易谶纬的也得治罪。这样就使谶纬书籍定型化，并且用政治和法律的权力来维持谶纬神学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