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充满歉意地说:
“不,谢谢。我在上班。”
爸爸用希伯来语,用他那镇定、得体的口气,抗议说:
“你太敬业了。不必这样。”
从职业角度看,搜查并没有赢得我的认可。(我已经偷偷地慢慢向前走了四五英尺,走到门厅,我在那里可以观察到家中的大部分。)
士兵们仔细查看我的床下,打开我卧室的壁橱,把衣架推向一边,挨个戳弄挂着衬衣和内裤的衣架,扫视厨房,草草看过洗手间,出于某种原因集中查看冰箱,上上下下查了个遍,敲打两处墙壁,同时,军官检查爸爸挂在墙上的地图。脸上有烧伤的士兵在门厅找到个松动的衣钩,查看它的松动程度,直到军官气冲冲地说,如果再不小心,就会把衣钩弄坏了。士兵顺从地不再管它。当他们都走进我父母的卧室时,我们跟了进去。军官显然忘了我们应待在门厅一角。图书馆之大显然令他吃惊,他犹豫着问爸爸:“请原谅,这里是学校吗?还是一个宗教膜拜的场所?”
爸爸忙不迭地主动予以解释,做导游。妈妈轻声对他说“不要忘乎所以”,但无济于事。他已经被教书育人的热潮左右着,开始用英文解释:
“这是一家严格意义上的私人图书馆。目的是为了搞研究,先生。”
军官似乎不明白。他礼貌地询问爸爸是书商,还是装订工。
“不,是学者,先生。”爸爸用他那俄式英语一个音节接一个音节地说,又补充说,“历史学家。”
“有意思。”军官说,他脸上泛起红晕,似乎受到了训斥。
片刻之后,他又恢复了自尊,也许想起了军衔和任务,他坚定地重复:
“很有意思。”
而后,他问是否有英文书。他的问题冒犯了父亲,但也刺激了他,好似把点燃的弹药扔到了篝火上。傲慢的军官一箭双雕,既伤害了爸爸身为图书收藏家和学者的自尊,又伤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民族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位自负的异族人是否想象他正在马拉延村的某个土著陋舍,还是在住满乌干达部落人的茅屋?
立刻,爸爸充满激情,热情洋溢,如同正在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主张辩护。爸爸拉出一本又一本英文书,大声宣布书名、出版日期和版本,将书一本接一本地塞进军官的怀抱,就像在聚会上把相交已久的客人介绍给一位新客人。“拜伦,爱丁堡版。弥尔顿、雪莱和济慈。这是乔叟的加评注版。罗伯特·布朗宁,早期限量版。莎士比亚全集,约翰逊、斯蒂文斯和里德版。这里,这个架子上的,是哲学家的所在。这是培根、密尔、亚当·斯密、约翰·洛克、贝克莱主教,还有无可比拟的大卫·休谟。这是豪华版的——”
军官打消了疑虑,有点松懈,时不时鼓起勇气伸出谨慎的手指,轻轻摸摸这些同乡们的衣装。与此同时,爸爸洋洋自得地在客人和书架之间来回奔走,从这儿、那儿拿出越来越多的书送到他手里。妈妈站在沙发旁边,一次次不顾一切地做怪相,试图向他示意,再过一会儿,他会亲手给我们带来灾难。
无济于事。
爸爸什么都忘记了。他忘记了纸包,忘记了地下工作,忘记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忘记了那些世世代代起来反抗我们要把我们消灭的人,忘记了妈妈和我。他被带入了无法想象的布道者般的迷狂状态:英国人基本上是文明而有道德准则的人,如果爸爸能够设法最终使英国人相信,我们,他们的臣民,在这里,在帝国的一个遥远的角落受苦受难,我们确实是了不起的、有知识、文明、读书、热爱诗歌和哲学的民族,那么英国人会立刻改变想法,解除所有的误会。而后,他们和我们将无拘无束地相对而坐,得体地谈论一切,谈论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有那么一两次,军官试图插嘴问问题,或者只是想离开,继续执行公务,但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侃侃而谈的爸爸。他对世界充耳不闻,继续以狂热者的激情,展示他神殿里的宝贝。
瘦子军官只好时不时地嘟囔着“当然”,不然就说“真有意思”,好像他被迷住了。过道里的两个士兵开始窃窃私语。脸上有疤痕的那个家伙傻乎乎地盯着我妈妈。他的朋友也咯咯笑着挠痒痒。而妈妈本人抓住窗帘的下摆,手指绝望地从一个皱褶移向另一个皱褶,把一个个皱褶拉平、揉捏、展开。
我呢?
我的责任是找到一个秘密方法,警告正在把英国军官逐渐引向致命书架的爸爸。但是我怎么才能做到呢?我所能做的,至少是不往那个方向看。突然,牛皮纸纸包屈从于变成叛徒的冲动。它开始使自己惹人注目,在一排书里很突出,就像乳牙中长出了一颗犬齿,在颜色、高度和厚度上都与其他牙齿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