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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治人治己治心1（第5页）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

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

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

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

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

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幅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

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

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迹，

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彼处查访他。但须机

密。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

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初九日曾上一

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

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故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

年（1851）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

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

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

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

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

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

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

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

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

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

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

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

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

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

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

亳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曾国藩主张政治家应当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亦希望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