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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河流（第1页）

"F一

一缕淡蓝色的烟先是弯曲而上，渐而慵懒地散开，呈弥漫状。

这让我想起故乡的炊烟。村庄会因炊烟而显得格外宁静，那时，整个村庄都是辽阔而美好的。已经很多年看不到故乡的炊烟了。村庄还在，但已不是我儿时的那个家园了。不再有人用柴火做饭，炊烟随着岁月一同隐去。这淡蓝色的烟离我很近，可我还是把手搭在额前，做出眺望的姿势，想要寻回那记忆中炊烟的感觉。一位老人出现在我眼前，我以为他会咳嗽几声，哪怕只是装作咳嗽，哪怕只是一声。可是没有。这淡蓝色的烟，让周围更加安静。

他靠在墙根，不，其实是蹲着。我爷爷当年就喜欢这样。靠墙、靠树，但凡有能倚靠着的，他就这样蹲着；没有什么倚靠时，他还是这样蹲着，聊天、晒太阳。吃饭时，夹些菜塞在碗里，到门外晒场中央蹲着。蹲着，似乎是我们最爱最常用的姿势。不知为什么，蹲着，让我们更舒服更自在。他不是我爷爷，尽管他蹲着的样子特别像手中的水烟杆，也让我十分熟悉。他身后是高高的土墙，深红色，如同风干的血液。没有丝毫血腥的感觉，倒像我儿时家中那些家具的颜色。这是怎样一种深红？明亮潜在幽暗中，酱红与浅红混合。我母亲有一只这样颜色的箱子，听她说，那是她唯一的嫁妆。那只松木做的箱子，原本的漆是大红色的，后来和母亲脸色一样渐渐黯淡了下来。

这土墙可没有人工染色，而是土本身的颜色。只是在夕阳的渲染下，有些沧桑。老人并没有紧挨着墙蹲，而是与墙隔着一条缝，保持最大限度的靠近。

此刻，这个叫红堡子的地方，晚霞寂静地绚烂着。土墙如同另一种形态的晚霞，站在大地上表达着一种永恒。四周高高的土墙，墙内的民房，大多也是这样的红，镶嵌其中的铝合金和玻璃，倒像迷了路，显得十分茫然与孤单。登上高处，茫然的是我。这个近正方形的堡子，像一条古老的船停泊在现实的码头。转眼间，我又觉得它是一条河，在静静的外表下，依然在潜行。

周围的村庄，房子有新有旧，有的醒着，有的在沉睡。它们就像一群人的面孔，代替低头走路的人们仰望天空。堡子在村庄的最高处，人站在土墙上，感觉远处的山也在脚下。想当年，堡子是家，更是军事城堡。那是何等的威风，高高在上，雄观四方，真如一介武将。而今，所有的荣耀都像尘埃一般落进历史深处，堡子在老去，寂寞倒如野草般疯长。

这是一段奇妙的路程。时光在这里聚集，又无序地穿行。我每一步都走得仔细，但还是迷失于岁月的叠加之中。堡子的大门是明代的，四周高高的土墙是明代初期筑建的，那些散落于堡子里的高高低低的土墙，最早的也是明代的。最北面，也就是堡子最里面的老屋是清末的，其他的房子则是近些年的。小小的堡子里，历史与现实交错，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我走几步，就像跨越了数百年。抬头一望，目光瞬间就能抵近历史的深处。我变得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生怕吵醒那些未知的、沉睡的时光。

二

红堡子最早修建于明代，因筑墙建房所用的土为红色，故称红堡子。红土是就近取的，但因这堡子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降旨筑建的，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圣旨从遥远的南京而来，真可谓跨越万水千山才到了远在边塞的甘肃临潭。对苍茫高原上的人们而言，江南水乡当是远方的远方，在生活的世界之外。领旨的刘贵、刘顺父子，非但不陌生，还尤感亲切。这道圣旨，体现皇恩浩荡之余，带有浓浓的故乡气息。据相关资料记载，刘贵，明代昭信校尉，管军百户，安徽省六安县人。青年时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后归附朱元璋部转战安徽、山西、河南和甘肃等地，洪武十三年（1380），刘贵、刘顺父子奉命调往洮西防御，进攻寺古多等地（今流顺沟口一带）。同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降旨给刘贵在洮西辟地占土，而后招军守御。

十多年的刀光剑影，十多年的背井离乡，最后落在高原之上的临潭，这是刘氏父子没想到的。不知道刘氏父子在听闻“圣旨到”

时，是欣喜，还是忐忑不安？想必接下圣旨的那一刻，手中的皇命重，心头的悲凉更重。

跪领圣旨，这一跪，就彻底告别了江淮风物，故乡永远丢在了遥远的地方。在别人眼里是莫大荣耀的圣旨，像一根绳拴住了刘氏父子，让他们无法挣脱。当然，刘氏父子也是幸运的，好歹还在历史上留下了名。成千上万的江淮男儿在临潭落下了根，站在高高的土城墙上，爬上最高的山头，也看不到故乡。他们没有圣旨，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留下的是子子孙孙和从故乡带来的风俗习惯，以及绵延的乡愁。他们总觉得自己像风筝，细线的另一头连着故乡。

岁月可以摧毁一代代人，乡愁反而愈加浓郁。但凡遇上江淮人，尤其是江苏人来，临潭人总会说及他们的老家在应天府竹子巷（今江苏南京的蓝旗街），说不定还会哼唱几句《茉莉花》。这几年，也有不少人去竹子巷寻祖。他们知道回不去，也知道那个口口相传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当年先祖生活的地方，且现在早已没了当年的一丝痕迹。去，其实是到现场完善心中的想象。站在巷口，站在传说中的那地方，就是和生命的根接上了。这样的举动，物质性极弱，更多的是心头的呼唤，是生命里无法抹去的无形刻度。正是这样的呼唤，力量反而极其强大。因为，这呼唤融在血液，看不到，分辨不出，但心跳声中有它。

圣旨是要供着的，但刘氏父子心中供着的是故乡。那里有熟悉的父老乡亲，有一起玩大的伙伴，有熟悉的小桥流水。在他们心里，这叫作“家”才合适。不是“老家”，是“家”。红堡子，只是临时生活的地方。

故乡，多半是回不去的地方。家，是要回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五月，刘贵亡故。其子刘顺上奏朝廷，要求承袭其父以前的山西大同卫所守御之职。这应该是欲离开边塞的托词。真不知道这13年，刘氏父子多少次梦回故乡，聊过多少次有关回乡的话题。

无从猜测，也难以想象。然而，父亲刚过世，儿子刘顺就急切上书，足见他在异乡思乡之苦，乡愁之深。临潭的海拔2800多米，又处于藏区，能回山西，虽离老家尚远，毕竟好得多。可是，朱元璋不仅没同意，还把洮州卫城西南更名为“刘顺川”，算是安抚，也是让刘顺彻底断了离开的念头。

一个小小的昭信校尉，能让皇帝专为其下圣旨，而且刘氏家族先后五次领受到三位皇帝的圣旨，并不多见，至少在临潭，就目前所见的史料记载，是唯一的。在明代时，临潭像红堡子这样的堡子有100多座，为什么皇帝对红堡子的刘氏家族如此器重？原因一定是有的，只是我们目前尚不得知。现在，到红堡子已经很难见到这五份圣旨的真容，两份已遗失，三份原件被刘贵刘顺的后裔老刘私藏，制作粗糙的复制件放在同样粗糙的木质镜框里。这样的粗糙，更能显现历史的沧桑和难以辨析的本来面目。

至于这五份圣旨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恐怕和许多历史的真相一样，永远无法知晓。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参与了无数生命的行进，并随着这些生命的消失而隐于岁月深处。有时，历史就像一棵大树，雄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已经让我们读不尽。

有多少叶子从枝头落下，最终回到大地，成为大地的一部分。有多少叶子又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回到大树中。历史应该比一棵大树更宏大，也更隐秘。我们无法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其实我们也无法真切地回到历史现场。不仅如此，即使我们在当下的生活现场，也不可能具备全知视角目睹一切。自以为是的我们，其实能力极其微弱渺小。

三

这是红堡子里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土木结构的房子，与四周的土墙、堡门和庙宇、灯山楼在风格上很融洽，也都有岁月留下的厚重之感。临潭许多堡子已经不复存在或仅残留有遗址，堡子里几乎没有老房子。只在一些村庄有几处老房子，比如古战乡的大房子，新城镇城背后村的王家院，都建于清末，但早已无人居住，孤独于天地间。有一些堡子现今依然有人居住，但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是堡子最初主人的后辈。红堡子土墙保存较完整，最初主人的后代依然住在堡子里，这在临潭可称得上绝无仅有。因而有人说，临潭有二宝，一座城一个堡子，城指洮州卫城，堡子自然就是红堡子。而堡子里的老屋，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屋。如果说洮州卫城是临潭历史的高耸地标，那么红堡子则是浓缩了的家族历史。这是刘氏家族的过往，也是从江淮而来的那些家族的命运共同的象征。

老屋后墙就是堡子的北墙，老屋坐北朝南，位置就显示了这房子的与众不同。确实如此，这是当年堡子主人刘贵住的地方。按照刘家传下的规矩，这房子只能由长子拥有和居住，直至现在，依然如此。老屋是家族的根，长子担负着家族精神传承的责任。这已融入他们的血液，无法剔除。

无论走多远，故乡都会在我们心里。我们向往新鲜的生活，向往眼花缭乱的世界，但总希望故乡还是儿时的模样。江苏东台三仓乡朱湾村是我的出生地，亦称之为“衣胞地”。衣胞地，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地方是人生永远的营养之地。我在10岁时迁至弶港农场，从此，朱湾村就成了我的故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家”。20多年前，老家的房子卖了；再后来，买家在原址上新建了房。每次回村里，我都要站在人家的房子前在脑海中还原我们家的老屋。村子也大变样，同样需要我以记忆来重现心中的样子。

我也曾在村里来来回回地走，遇上的都是老人。我与年轻人互为陌生人，只有老人认识我，也只有和老人聊聊，我才有回到老家的感觉。那年冬天，我们弟兄三人去为父母上坟后，站在河对岸一起在现实中潜回童年。曾经的大河，现在瘦了老了，一座水泥桥架在河上，想走到对岸，走进村子，很是简单。我们那儿的规矩，上坟前后，都不能进别人家门。没有这规矩，我们也不会过桥进村。我们像外地人一样，隔着我们无法逾越的时光河流，说当年房子是什么样的，门前的那棵树下发生过什么趣事。说着说着，我们都沉默了。其时，我们三人不知不觉走到桥头，我们的影子落在河里。河水已经不是当年的河水，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我们，一切都面目全非。我们对老屋的记忆虽被时光一点点偷去，但老屋不会在我们心里消失。这让我们下了决心，尽管父母已经西去，尽管我们很少回农场，但父母留下的房子我们不卖，留着。老屋在，会守住往日的时光，瞬间便能在感觉上重回逝去的日子。

红堡子幸运多了，明朝的土墙还在，祖辈的老屋虽然是清末民初重修的，但地点没变，样式基本是按原状重建。现代感强烈的建筑，如同欲望之树，充满挑衅性。不知道是它们鼓荡了世界的喧嚣，还是世界催生了这样的欲望。越是有年头的老屋，越像老者，以静坐的方式与岁月一路走来，看得见的风尘，看不见的历史和人生的记忆。一座具象的房屋，其历史却很抽象。

四

老屋没有堡子大门年代久远，却显得更加苍老。这老屋两层，一层用于养牲口和堆放草料及杂物，二层用于居住。没想到，这在堡子里显赫的老屋，门竟然这样低矮窄小。我不由自主地缩身子弯下腰，怀着敬畏和谦逊之心走进门，似走进幽暗的岁月丛林。豁然开朗处，是上了二层。二层四面是房，中间有个方形的天井。放眼望去，只见与土墙一样深沉的木门木窗木板。本质上，这是藏式民居的风格。在外只见土不见木，室内只见木不见土。变通之处在于，土墙围成的院落为外，里面的四合院为里。也就是说，自进入那低矮的门，房屋、天井等均为屋里。窗子是江淮典型的格子框，在这高原上显得格外娇柔，就如同刚刚远道而来的姑娘，有些害羞，有些胆怯。

这样的房子，与我在家乡见到的大不一样。目之所及是陌生的，但亲切感还是包围了我。我知道，有些东西并不真切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而在生命的深处它才能显现。一个江淮人在高原生活几年，高原红爬上脸庞，风沙吹皱了皮肤，声音变得嘶哑且有浓郁的西部味。但一眼还是能看出他是江淮人，不一定说得清为什么。感觉，常常是无法言说的。我在天井四周走来走去，渐渐想起了我的爷爷。风烛残年的他，最常做的就是两件事：要么在屋檐下坐着，要么绕着老屋转几圈。其实朱湾村的老屋并不老，是在我哥出生后才建的。我爷爷住过的那老屋，在村子后头一条小河边，现早已是庄稼地了。

这座老屋的主人老刘像是被我的神情弄蒙了，只要我不问，他就一言不发，与我保持两三米的距离。后来，我才觉得我这样很不礼貌。我承认，有段时间我是发呆了。我的肉身在老刘的老屋，而我的心魂早已回到我的故乡，回到了我童年的时光，还有我的老屋。

我来的时候，按时节论是深秋，而临潭实际上是冬天的气候。

前几日已经下过一场雪，虽说不大，在室外久了，还是有被冻透的感觉。老刘对此掌握得很恰当，在我想着要进屋时，对我说：到屋里坐坐吧。过堂屋进里间，一边是沙发和茶几，另一边是土炕。我自然想坐沙发，可老刘热情地请我上炕，我只能客随主便。这样的炕，我在东北的那几年，上过好几次。炕上有小桌，放点心茶水之类的，人聊天时拿取；不方便的是，得盘腿坐着，不习惯，我从一落座就不舒服，估计我是没办法习惯的。坐要有坐相，只是我们老家的坐不包括盘腿。之前还觉得有些不灵活的老刘，上炕、盘腿，一连串的动作竟相当灵巧，真似行云流水。

甘肃人爱吃的洋芋，回族人喜欢的馍，放在煤球炉上烤，倒上藏族人爱喝的大叶茶，我们聊的却是江淮人在临潭的往事。话题自然是我提起的。他知道我来自江苏，但不知道我祖上的命运与他的家族有相似之处，我祖上是洪武九年（1376）从苏州阊门到江苏东台的。其实，苏州阊门、山西洪洞的大槐树，并不是先人远走他乡前的居住地，而是出发地，甚至有些人并不是从这地方出发。再深刻的记忆，也会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扭曲的。我们以为刻在心田的记忆，随时光、心情，以及不断地复现和叙述，总在修复、增减，甚至美化或丑化。有时是有意识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苏州阊门、山西洪洞大槐树，当然也应包括应天府竹子巷，都是一种集体记忆。人们愿意把自己的某种经历融入大家的记忆之中，从而能在浩瀚的历史中的某个路标上寻到自己。有记载说，苏州阊门移民集中于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至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遂“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从天堂般的苏州被驱逐至黄海边的蛮荒之地，这与流放并无区别。一路的艰辛，在盐碱地上的创世纪，该是怎样的血泪史？

令我不解的是，我家族辈分中的16字“尧天舜日家庆国恩芬芳其泽贻尔子孙”，透着满满的皇恩浩荡。我们是朱元璋的后裔，这辈分是到东台才定的，我爷爷这样说。这里面充斥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我一直未能找出其中的原因。历史里沉默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我们总无力让这些沉默的东西开口说话。当下的喧嚣，总有一天也归于如此的沉默。这似乎就是一种宿命。

我以我们有相似命运的话题为我们的交流暖场，效果还是不错的。除了中间隔着的小桌子，我俩没有别的障碍，他比先前放松了许多。我以为这将是一次往事的盛宴，但我不得不承认我错了。我问了许多我关心的问题，他总露出为难之色，说真的不知道，没听说过。只有两件事，他说得比较细，一是家谱，二是圣旨。他取出家谱，一个皱巴巴的薄薄的本子。这是一本简单至极的家谱，上面只有一串串名字。我知道每一个名字后都有鲜活的人生和爱恨情仇的故事，但这些已经化作一笔一画的字。黑色的字，像夜晚一样无语。他向我介绍刘贵刘顺，说的都是我在网上能查到的，没有意想不到的细节。

他并没打算让我细看家谱，只是以家谱为支点，为我撬开家族的历史之门。最初他左手捧着家谱，右手食指点着刘贵的名字。后来，手抖得不行了，就把家谱放在小桌上，但右手的食指一直按着刘贵的名字。是的，不管讲到谁，他一直按着刘贵的名字。家族的一切从刘贵开始，之后都是刘贵的延伸。他的手呈紫褐色，如冬天的枝条一样粗糙。这是一双做农活的手，生活的辛劳都写在这双手上。这些年，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只有他们老两口生活在老屋里。

堡子外的8亩多地，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来源。先人上马杀敌，镇守一方，虽有思乡之苦，但也是威风的。而到了他这一辈，只在土地刨出生活的念想。先人的荣耀，成为遥远的传奇。我看到了他眼神里的自豪，还有淡淡的失落。他还是盘腿坐着，身子微微前倾，格子框的投影在他的脸上印下一个方框。有一刻，我完全走神了，总在想这一黑色的方框与家谱上黑色的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窗外的阳光，是当下的，还是刚刚从明代走来的？当年，刘贵是否也曾有这样的姿势？唯一不同的是，刘贵手指按着的是作战地图上的某个地方。讲完刘贵刘顺，他跳过了中间众多的名字，直接到了他父亲。从他父亲开始，他只是解释了名字的辈分，以及与他的关系。远去的故事，只剩下模糊的剪影，当下的生活，没有可讲的，而中间的那部分完全隐于黑暗之中。600多年的家族史，就被他简略到如此的地步。这是一幅大写意的画，众多的细节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