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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妈的家在汉城(第1页)

六十三年前,身处“大跃进”热潮中的母亲,无暇照顾襁褓中的孩子,不得已把我奶养在汉城里一户刚刚夭折了新生儿的农户家。虽然只在奶妈家寄养了不到一年,但我这一生,便与奶妈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打记事起,父母每年春节都带着我去汉城看望奶妈,还叮嘱我:“奶妈对你有养育之恩,以后每年都要去给奶妈拜年。”

上学以后,每到寒暑假我也会到奶妈家住些日子。尽管奶妈后来又生了两女一男三个孩子,但奶妈一家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疼爱,两家人有如亲戚一样常常走动。

有一年放了暑假,奶妈家大我三岁的西安哥,带着刚上初中的我,从北大街通济坊徒步到奶妈家。出了北门,一路向西北,翻过铁道,沿着郊外那一条条藤蔓般的田间小径,我们上坡过沟绕水库,穿田埂过苞谷地,像两只欢快的小鹿,在田野上撒欢。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与庄稼地亲密接触,尽管露水打湿了衣襟,但脚下蹦起的蚂蚱、红壳黑点的瓢虫、啾啾鸣叫的昆虫、冷不丁蹿出的野兔,还有头顶上不时掠过的鸟儿,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吸引着我。我不停地问西安哥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也很耐心地回答我。那会儿心里很是羡慕生在乡村的孩子,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比城里娃懂得多。十多公里的路程,就这样在跑跑跳跳中走过,并没有觉得路特别长。

这是位于汉长安城东城墙遗址旁的一个小村庄,田畴沃野,绿树掩映,几十户人家,参差错落的鱼鳞瓦土坯房,猪肥牛壮、鸡鸣狗欢。这里的主人祖祖辈辈稼穑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典型的关中乡村。在这样的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近亲套远戚,人们能叫出任意一家户主的名字和他们的孩子,村里的老人熟知谁家的祖宗立过功名,谁家的先人糟蹋了祖业;也熟悉每一家自留地的位置,知道你家地里这一料庄稼长势如何,主人是勤快还是懒惰,最终会有什么收成。

奶妈家在村子的南头,狭长的院子里,一间正屋、三间厦房,都是土坯房。正屋的八仙桌上方,挂着一幅已经发黄的戴着瓜皮帽老人的照片,奶妈告诉我,那是西安哥已经去世了的爷爷。每年的除夕,她都会在照片下郑重地供上点心和水果,这是后人对先人的祭祀和怀念。奶妈屋里的炕头,放着两个红漆已有些剥落的箱子,一个上面画着戏水的鸳鸯,一个画着绿叶红牡丹,那是奶妈嫁到雷家时的嫁妆。院子里有一棵碗口粗的香椿树,还有一眼压水井。后墙外就是庄稼地,绿油油的苞谷一直延伸到汉城墙下。

奶妈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妇女,勤劳,不善言辞。在我的记忆中,我每次去奶妈家,奶妈总是在灶房里忙这忙那,给全家人做饭。到了过年,村子里家家户户风箱声声,炊烟袅袅,磨麦面、蒸白馍、蒸碗子、炸麻叶、捏扁食。奶妈蒸的馍用雄黄熏过,特别白,出锅后上面点一个圆圆的朱红色的点,煞是好看。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过年时能咥一个奶妈蒸的带着红点的白蒸馍,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

那时学校里没有那么多的作业,我在奶妈家主要是玩儿,村里村外满世界疯。村子的一头,有一个生产队的场院,夏收时碾麦扬麦用。场院的边上,栽着一个粗糙的木质篮球架。这里成了我和西安哥还有一帮男孩子抢篮球、打尜、玩“官兵捉强盗”的场子。西安哥有时也会带着我钻到地里,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西红柿,实在没什么可吃的,就钻到苞谷地里折甜秆。到现在都能记起西安哥教我的识别甜秆的方法:凡是苞谷棒子结得籽粒饱满的,秆吃起来都淡而无味,有的还像刷锅水一样有一股泔水味。棒子结得不盈实、籽粒稀稀拉拉豁豁牙牙,根部绿中透红的茎秆一定是甜的。

现在回想起来,乡村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它让每个孩子在童年时可以在土地上匪,随心所欲地疯、跑、玩,是那么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甚至连“偷”都成为一种长大后美好的回忆。

乡村让孩子接触土地,触摸自然,认识自然。人的一生,如果在孩童时期没有亲近过泥土,那他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童年。

村子的另一头,有一洼涝池,每到下雨时,涝池就是全村雨水的汇集处。涝池边常常有农妇村姑一边用木棒槌捶布浣衣,一边叽叽喳喳家长里短。太阳要落下的时候,下地干活的人们,肩扛着犁耧耙锨,赶着牲畜到涝池饮水。饮完水,马、骡子、毛驴在涝池畔找个平坦的地方打个滚儿。到了夏天,常有胆大的男孩子脱了衣裤,光着屁股跳进涝池里,像黄汤里的泥猴一般,戏水玩闹,好不快活。但快活也是有代价的,常常有蚂蟥钻到腿肚子里,开始并不觉得疼,等发现时蚂蟥已将半截身子钻了进去。于是赶快上岸,用鞋底子抽,直抽得皮肤通红,蚂蟥退出来才罢手。入夜,会有呱呱的蛙鸣从涝池那边响起,在寂静的夜晚传得很远……村里还有一个做粉丝的作坊,那是生产队集体经济的一部分。每年进入冬季就将玉米或土豆,最好的是绿豆,粉碎磨浆,滤制粉芡,制成粉坨。腊月里,户外寒风凛冽,作坊内热气腾腾,几个壮劳挽袖在大盆中搋粉,洁白的粉团在他们手下被搋得一鼓一鼓更加柔韧,待粉团揉搋好后,就可以吊粉丝了。在热气氤氲的大锅中,将细细长长的粉丝捞出,吊在挂杆上晾晒干透,粉丝就制成了。阳光下一杆一杆闪着银光的粉丝便成为乡村冬日里的一景。凉拌粉丝也是过年时村里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们都在生产队的土地上劳作,庄稼的品种主要是小麦、玉米还有棉花。有一次我也装模作样地掂着锨和西安哥到玉米地里“改水”,就是一个畦子浇灌完后把水改道到另一个畦子。这个看似简单的农活干起来并不容易,西安哥从容镇定,水在他的锨下很听调度。而我改了两下,水根本不听指挥,到处跑漫,不仅手忙脚乱,还脚陷泥中,浑身泥水,狼狈不堪。此后,西安哥到地里干活再也不带我咧。

在村子里,我还见过走乡游村的手艺人的绝活。钉碗锔瓮的锔匠,挑一副放工具的担子,手里榔头敲着砧铁的当当声,就是告诉村里人,锔匠来咧。那时候穷,碗、罐、缸、瓮都是值钱的家当,碗打了瓮裂了是不能丢的,找匠人补了锔了再用许多年是常有的事。没有金刚钻,干不了瓷器活。一把得心应手、钻头淬了火的拉杆钻是锔匠最重要的工具。在村头树荫下干活的锔匠,手中的拉杆钻顺着裂璺的两侧,嗡嗡地钻出两排孔来,再用专门锻造出来的小扒钉,叮叮当当地铆上。干这种活需要细心和耐心,要掌握好力度,敲得轻了铆不紧,敲得重了一失手就把碗敲碎了。好的锔匠都是把握力道轻重的高手。

最麻利的是骟猪的,骑一辆破自行车,标志是车头上插一根系了红绳的扦子。听见街巷里“挑猪咧”的吆喝声,要骟猪的人家就会把自家圈里半大的猪娃子逮了来,骟了让它长膘。

只见骟匠把一卷用油布卷着的工具一字摆开,嘴里噙着一柄带钩子的刀子,手抚猪仔,一边拍着它们的腿胯,一边念念有词:“肯吃肯长二百斤!”在旁边搭手的主人喜笑颜开,仿佛已经看到自家的猪长到了二百斤。说话间只见骟匠手起刀入,一剜一挑,下手稳准快轻,猪仔还在吱哇乱叫,骟匠已经完活,放开了惊恐不已的猪娃。迅疾翻起身的猪仔,只觉下身一凉,懵懵懂懂竟然不知道自己被实施了宫刑。此后的一生中,它们对异性熟视无睹,心静如水,一门心思吃了睡、睡了吃,让自己吃肥长壮。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政策空前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的主人可以按照市场的需要去生产了。奶妈家的承包地除了种粮食以外,开始种收益更高的蔬菜。种蔬菜对水的需求很大,除了井水外,汉城墙外的团结水库就成了重要的浇灌水源。那时候,水库里的水还算清净。有一次持续下了半个多小时的暴雨,不知什么原因,许多一尺来长的鱼都翻了肚,白花花地从溢水口往外漂,围观的当地人没有一个人去捞,可能那会儿的乡下人还不怎么吃鱼吧。水丰好种田,汉城里有村民用水库水在低洼地种起了莲菜,这是市场上畅销的菜品。种菜要比种粮费事得多,奶妈一家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不仅要种要收,还要自己拉到市场上去卖。虽然辛苦,但收入比过去高了,日子也一年比一年好了。

那时,西安哥已经成家,分门立户单过了。奶妈的两个女儿也先后出嫁,只有小儿子西京和奶妈奶大一起过。西京娶了邻村一个贤惠的媳妇,她孝敬公婆,人很勤快。我成家后,每年去给奶妈拜年都带着妻子一同去。这时候在灶房里忙前忙后、招呼客人的已经是儿媳妇了。妻子也是苦出身,每次到了奶妈家,寒暄过后就到地里去挑荠菜剜野菜,总有或多或少的收获。回去时,奶妈都会给我包里塞上几个点了红点的白馍,拿上一扎村里吊的粉丝。整个正月里,我们家的餐桌上,总是有乡土的气息、奶妈家的味道。

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如火如荼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的状况。未央区当时是关中乡镇企业发展最红火的区县之一,看着其他乡镇的村民办工厂当工人,汉城里的农民也坐不住了,一些能人纷纷要求创办企业盖工厂。然而汉城是古遗址,是国家划定的保护区,不能动土盖工厂建高楼的规定,让汉城里的乡亲们苦恼不已。汉城人增收的出路在哪儿?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确定观光农业、养殖业是可行的方向。90年代初养鸡业迅速发展起来,奶妈家也养了几百只鸡,产蛋旺期每天可收几十斤鸡蛋,成了家里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奶妈家拆掉了原来的老房,盖起了二层的楼板房,房顶上可以养鸡、晒粮食,住房比过去宽敞了不少。

进入90年代,随着开发区建设的热潮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汉城周围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朱宏路、大兴路相继打通,乡间许多土路拓宽了、硬化了。过年去看奶妈,亲戚们议论最多的,是哪个村的地被征了,哪个村要拆迁了,谁家为了征地款分配闹得不可开交,谁家的孩子进工厂打工了……但我最直观的感觉是团结水库的水一年比一年黑了,臭味也越来越大了,出水口漂着厚厚的白沫,在村子里就能闻到隐隐的臭味。那一带的地下水也被污染了,压水井压出来的水发黄,喝着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在村民多次交涉下,区政府给每户村民通了自来水。西京媳妇告诉我,现在用水库的水浇菜,水渗下去后,地表会留下一层黑黑的泥垢,菜不洗就卖不掉,根本没人要。原来卖得不错的莲菜也鲜有人问津了,市场里都在传,汉城里的莲菜不能吃,铅超标,吃了会危害人的健康。

过去绿油油的庄稼地变得灰蒙蒙的,麦苗上蒙着黑黑的尘土。妻子说麦田里已很难找见荠菜了,据说是用了除草剂。吃罢饭到村子周围去转,过去的那种蓝天白云、田畴沃野、虫叫鸟鸣的景象不见了,街道里污水肆流,灰沉沉的天空下,田畔上、水沟里垃圾遍布,满目白的红的黄的又脏又破的塑料袋在寒风里抖抖瑟瑟,随风飘荡……这个我曾经吃过你“乳汁”的小村庄,儿时的伊甸园,为何变得这般不堪,这般陌生?

进入21世纪,传说汉城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要建设汉长安城遗址公园,政府把汉城里的地全征了,说要把汉城里的村庄全部外迁。为了留个念想,奶大让我在老屋前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拍了一张全家福。但是过了一年又一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汉城里的村民们越来越惶恐了,这不是坐吃等死吗?祖祖辈辈在土地上播种、耕耘、收获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也没有别的技能,往后的生计在哪里?

一个契机,似乎让村民们看到了生财之道。随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拥入城市,捅入开发区,已经有外来人员陆续在村子里租房子住了。这里虽然条件比较差,但房租便宜,生活成本低,出了汉城就是开发区,所以来租房的打工者越来越多。

这好像一下子让村民看到了方向,于是各家各户开始扩建房子,在自家宅院里盖起了两层三层,甚至四五层的楼房,都隔成十多平方米的房间。谁家的房间越多,就能招来更多的房客,收入也就越多。

这些年,每次来到这个村庄,都能感受到它的嬗变。村庄正在被砖头和混凝土垒成的蜂窝般的“火柴盒”吞噬塞满,曾经由绿村、鸟巢、炊烟构成的乡村风景线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房子越盖越密,街道越来越狭窄,临街都变成了门面房。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早已超过了本村的土著,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村子。奶妈家也把原来的院子盖得满满当当的,那棵给我味蕾上留下美好记忆的香椿树早已不知所终。村子里那些挤挤挨挨、贴了瓷片、鸽子笼般的房子,阳光照不进,空气不流通,白天也得开着灯。

前年我去看奶妈,年逾八十的老人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瘙痒,日夜抓挠不停,用了各种药都不顶用。我就想,一个在田野上劳作了一辈子、风吹日晒、脚踏黄土的劳动妇女,到老了却被禁锢在这样一个终日不见阳光、不接地气、空气混浊、卫生条件差的水泥“匣子”里,时间久了不得病才怪。我给西京媳妇建议,除了用药,要给老人勤洗澡,多开窗换气,内衣被褥要勤换勤洗,天气晴朗时多扶出去在田野里走走,晒晒太阳。去年再去看奶妈,她的病好多了,喜笑颜开的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你的办法比药管用。”

村子失去了与土地的纽带,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辈已经没有了施展才能的土地,只能落寞地蹲在村口,看着这个他们越来越陌生的村子。人对土地那种悠远而朴素的情感,那种深厚的耕耘稼穑经验,正在慢慢淡去……青壮年们不再种地,“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等曾经铭刻在门楣上的古训,在年轻人听来,已弄不清其中深藏的意蕴。他们放弃了父辈们用过的农具,肯吃苦的外出闯荡打工去了,不愿吃苦的在家闲荡,吃房租,无所事事。

可喜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政府将乡村的污水、垃圾纳入了城市集中处理,对团结水库进行了彻底的治理,截污疏浚,建成了汉城湖公园,还在汉城的一侧塑了一尊汉武大帝的雕像。每到节假日,这里游人如织,湖面上舟船荡漾。今年的两会上,国家已将乡村振兴列入了“十四五”规划,明确这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许多来自乡村的代表和委员提出,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乡村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家园的振兴。

汉城里面的村民,期盼着遗址公园早日建成。让这座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汉长安城,成为我们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的载体和纽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知兴衰的历史之鉴。天蓝水绿、古今融合,老百姓心中有信仰、精神有寄托,人与古迹和谐共处的历史文化遗产,必将闻名于世,告慰那尊凝视着这方土地的汉武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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