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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青的日子（第1页）

76年1月8日是我下乡当知青的日子。一个铺盖卷，一只帆布箱子，几件衣物和日常洗漱用品，便是我全部的家当了。我插队的这个村子有一个非常好听也很阳刚的名字———骏马。整个大队由南向北呈三角形分布着骏马、北陈、麦王三个自然村，共七个生产小队二百多户人家。骏马村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村外南头有一座高大的封土墓冢，也不知是哪位王侯将相的陵寝。登高远望，平川沃野，阡陌田畴，绿树掩映、或高或矮、黄土墙鱼鳞瓦的农舍排列其间，春天莺飞草长，夏天麦浪起伏，秋天则是一派成熟的景象……臭虫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下乡第一天，一切都很新奇，也很令人兴奋。先来几个月的知青带我到处参观。那时知青还没有统一的宿舍，十几个女生全部住在大队一个像教室一样的大房间里，打着通铺，知青们开会学习也在这个房间里。而男生则被安排在各自生产队的农户家里。我被分配到四队，和张秋生同住在骏马村一户村民的厦房里。房间不大，墙角放了一张破旧的课桌，上面摆着热水瓶和洗漱用具，一盘土炕占了大半个房间。到了晚上没有柴火烧炕，那时真是傻小子睡凉炕全靠火力壮。睡到半夜，背上一阵阵难耐的奇痒把我弄醒了，打开灯掀开被子一看，好几只像簸箕虫一样的小黑虫唰唰地钻进席子缝里，再看背上已是一串串的红疙瘩，越挠越痒。张秋生说这是臭虫，专门吸人的血，叮人就是一串一串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臭虫，并领教了它的厉害。下半夜我再也难以入睡，总感觉有臭虫在后背爬。

为了消灭臭虫，第二天张秋生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包六六六粉农药，我俩掀开炕席，在土炕上撒了一层六六六粉，尽管从此睡觉总能闻到一股六六六粉的味道，但臭虫明显少了。

盖知青宿舍

为了解决知青的住宿问题，大队决定给知青集中建房，地点选在四队养猪场旁的苜蓿地边上。盖房在当时可是一项大工程，大队从各队抽了几名泥瓦匠人，负责设计、测量放线、打胡基、砌墙粉墙、上梁铺瓦等技术活；剩下的挖基槽、夯地基、和泥搬砖、传灰递瓦这些力气活则由我们七八个男知青在匠人的指挥下完成。那时盖房不是全用砖砌，只是用砖砌基础和柱子，其余用胡基填充。打胡基可是一项技术活，没有一定的技术是打不了的。只见打胡基的匠人在二尺见方的青石板上放一个一寸多厚、一尺多长、七八寸宽的木模框，从笼里抓一把炕灰，手左右一抖撒在模框内，往框里铲上两锨黏土，上去左右一踩双脚一跳，然后提起石夯砰砰砰三锤两夯，放下夯用鞋底跐去边框上多余的泥土，脚后跟趁势往后一磕，打开模框，双手一扶立起码好，一块胡基就完成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极具节奏和韵律，仿佛劳动者在舞蹈一般。辛劳忙活了近三个月，一排八间砖混土坯房终于盖好了。接着是打院墙，用四根约三米长的木檩做立柱，用胳膊粗的木椽绑在木檩上做模板，填上黏土夯实，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倒换模板，直至夯到两米来高，一段干打垒的土墙便封顶了。就这样围着院子一段一段夯起来，最后留一个约两米宽的豁口当门，知青院就算大功告成了。不等房子干透，门窗油漆也没来得及刷，所有的知青便搬到了这个院子。东头的两间当库房，西边的六间当住房，三到四人一间。从此这个院子便成了我们知青在骏马大队的家。

学干农活

下乡后要过的第一关便是下地干农活了。刚开始，生产队队长看我们这些城里娃身体单薄，干不了重活，就分配给我们一些像锄草、拾棉花、推架子车等相对轻松的农活，但工分也只能和妇女一样，每天八分，而男劳则是每天十分。那时年轻气盛，干了一段时间后，觉得男子汉每天和妇女一起干活太没面子，就主动找队长要求干男劳的活。队长瞅了我一眼问：“真要干男劳的活？别吃不消了再来找我。”我说：“队长，没麻达，你分活吧。”从那天起，我便和村里的男劳力一起干活了。记忆最深的是两项农活，一项是挖苞谷秆，另一项是拢畦子。每年秋收时，妇女把苞谷掰完后，男劳负责把玉米秆砍倒收回去，或做喂牲口的饲料，或做烧锅的燃料。挖苞谷秆可真是力气活，整个劳作都要猫着腰，左手搂着苞谷秆，右手攥着一个一尺来长的小头，朝着苞谷秆的根部砍去，一头放倒一棵，不能深也不能浅，深了费劲，浅了容易伤人，贴着地皮刚好。刚开始挖，头怎么也握不紧，没挖几棵手上便起了泡，一晌挖下来手上已是泡破皮绽，钻心地疼。拢畦子是每年小麦秋播之前把土地平整成畦，以便冬春小麦的灌溉，是一项颇有技术含量的力气活。用的工具叫刨耙，像个一尺多宽的大锄头。

这个活一般由两人完成。一次我和队长一组，先用一根绳子拉线取直，队长在前面沿绳拢出印子，我在后面按印子全力拢起畦来，用力小了畦子太低，必须抡圆了劲拢才行，还不能和前面的人拉开太大的距离，常常是一个畦子拢过去，已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到了地头，队长看了看拢起的畦子说，这知青娃还行。

男生干力气活，女生一般干的都是细发活。那时大队有一个实验站，主要是搞引进新品种的栽培或新品种的培育，需要心细的劳力来完成，大队抽了好几个女知青在实验站干活。比如白菜的栽培，等白菜叶子长到一定程度，需要人工将叶子捆扎起来，捆的松紧要合适，太松了白菜长不瓷实影响产量，太紧了影响其生长甚至会憋死。干活的几个女生像保育员一样将白菜捆得一丝不苟，再压上一块小石头。经过一段时间的浇水施肥，一棵棵大白菜便像昂首挺胸的战士一样接受她们的检阅了。

另一项细发活是给玉米授粉。每年秋天，为了培育高产的玉米新品种，都要对新栽培的玉米进行人工授粉，即采集父本顶穗的花粉授给母本的玉米须，这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细致的劳作。一位干活的女知青求知欲很强，问站长：“授粉是弄啥呢？

父本母本是啥意思？”站长狡黠地一笑回答：“父本就是娃他大，母本就是娃他妈，授粉就是两个一交配才能结出棒棒，生出娃来。”听得这位女知青似懂非懂，面红耳赤，赶忙低头授粉，再也不敢乱问了。

当然，知青也有自己的活要干，比如给灶上拉煤。那时知青灶上烧的煤是定量供应的，要到十里铺或洪庆的国营煤场去买。

拉煤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煤场离骏马村有近二十公里的距离，以往都是大队派马车去拉，但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大队让我们知青自己去拉。为了到十里铺拉这趟煤，我们七八个人，其中有三个女生，头一天就准备了干粮，用军用水壶灌满水，拉着三辆架子车，天麻麻亮就出发了。等我们赶到十里铺煤场已是近午时分，不敢耽搁，匆匆办了手续装好了煤，坐在煤场外的马路牙子上，啃了些干馍、喝了些凉水就往回返了。往返近四十公里的路程那可是一步一步量出来的，一直到天快黑了才把三车煤拉了回来，到达时大家已是疲惫不堪，好几个人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好在那时我们都年轻，睡上一觉就缓过来了。

每年夏收是村民最忙的时节，收麦、脱粒、入仓，龙口夺食，知青们也都不敢怠慢，投入到三夏大忙中去。一个夏收过去，人虽晒黑了，但割麦、碾场、装袋、扛袋子便不在话下，完全能胜任了。几个女生也巾帼不让须眉，居然能扛起一百多斤的袋子卸车入库，村民们惊讶地说这女娃娃真是“槐木小伙”。

我还干过一次特殊的农活，就是下机井捞扳手。每年秋季队里都要淘机井，淘井就是井里的水不旺了，派人下井淘挖井底的泥沙，使井下水脉畅通，同时维修保养水泵，以保障玉米的秋灌。有一次淘完村南的一口机井，第二天电工给队长说，昨天把扳子忘到井下了。扳子可是电工的主要工具，也是队里的重要资产。刚淘完井，水上得很快，用水泵抽干井水已不可能。看着电工着急的样子，我主动向队长请缨：“我会游泳，我给咱下井把扳子捞上来。”队长问：“咋向？行不行？”我说：“没麻达。”于是大家用吊筐把我放到三十米深的井下，刚到水里，冰冷的井水激得我打了一个冷战，刚刚淘过的井水已有两米多深了，不敢久待，一个猛子扎到水底。水压得我耳膜生疼，水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只能用手一点一点摸，连着两次都没有摸到，第三次足足憋了近一分钟气才终于摸到。

当我举着扳子冒出水面的时候已是上牙磕下牙，浑身发抖了。

井口围观的社员纷纷鼓掌，说这城里娃本事大，真厉害。

因为很少回家，出工率高，到了第一个年底，除了队上分配的粮、油、菜等折扣以外，我还分到了现金六十四块五毛八。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收入，尽管今天看来这点钱微不足道，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笔丰厚的收入了。记得当时拿着这笔钱去给母亲买了一块做衣服的布料。当我把那块灰色的布料交给母亲时，不善言语的母亲拍拍我的肩头，没有说话，眼里却噙满了泪花……上塬平整土地

1976年、1977年两年夏收之后，区里组织各公社农业学大寨，上狄寨塬、洪庆塬平整土地。大队几乎所有知青都被派到塬上参加平地，连续近两个月吃、住、干活都在塬上。一般都是住在放了暑假的学校里面，在教室地上铺上麦草和席便是床了。那时候讲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于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全在田地里干活。任务是将塬坡上高处的土用架子车推到低处填上，将土地平整成类似梯田的模样，尽可能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上塬的头些日子，大家还干劲十足。工地上红旗飘扬，大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每个队都暗中较劲你追我赶，特别是各队的知青更是来回一路奔跑，唯恐落人之后，整个工地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西安晚报》的王西京，后来成了著名画家，也来到工地给劳动者画像，并登在了《西安晚报》上。这样的干法，十天半个月后已是人困马乏，劳动效率明显降低。上塬的村民们找出各种理由回家歇上两天，工地上的大喇叭不时地广播着各个公社、各个大队任务的完成进度，反复播放着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给大家鼓劲加油。各生产队队长也安排灶房饭要加量，让大家吃饱；督促队员们不要磨洋工，抓紧干活，不能落后。即使这样，整个平地进度还是慢了下来。四队的队长想了一个办法：干够二十天的队员可以回去，再换一拨人来，以保持体力和干劲。而知青就这几个，没有人换，疲劳程度可想而知。于是大家期盼着下雨，盼着下大点下久点，因为一下雨就可以休息了。记得一天中午休息，酷热难耐，我和龙骏还有谁记不清了，偷偷溜到鲸鱼沟去游泳，结果不知被谁告发了，这件事在全公社摇了铃，大喇叭里向全公社通报批评了骏马大队知青违反禁令，私自下沟游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大队责令我们写出深刻检查，这件事才算过了关。

吃饱肚子是第一要务

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乡亲们见面打招呼，问得最多的是：“吃咧么？”在农村，最让知青们记忆深刻的也是吃饭问题。

知青是集体灶，自己动手做饭。那时大家都是十八九岁，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每天还要干繁重的农活，所以饭量都很大，尤其是男生。在粮食定量供应，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知青们虽然自己吃不好，却很顾家，常常把自己分的麦子磨成面，和队里分的不多的食用油拿回了家，给灶上交的粗粮多，细粮少，油就更少了。这就难为了做饭的，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概有多半年的时间，我和桥娃一个管灶一个做饭。一天三顿饭，早饭大多是苞谷糁和掺了点麦面的苞谷面馍或发糕；午饭一般是面条，按忙时干闲时稀来做，算是一天中比较好的饭了；晚饭叫喝汤，基本和早饭一样，仍然是苞谷糁和馍。早餐的菜基本上是腌的咸萝卜或者的酸菜切成丝，我们每年入冬前都要腌上一大缸，要吃到来年四五月。吃面条的菜稍阔气点，春天在院子里掐一把苜蓿下到锅里，调些盐和醋就齐了，其他季节就是青菜或白菜了。每年霜降前后，都要把队里分给知青的白菜摆在院子里晾到半干，然后码在灶房里用草帘子盖上，这可是一个冬天的菜呀。因为菜总是很少，大家就各显其能了，有的从家里带一饭盒炒咸菜丁、一瓶子炒雪里蕻或者是油泼辣子。我偶尔会从卸过辣子的菜地里揪几个没卸净的辣子，蘸点盐当菜咥面，辣得直冒汗但是很过瘾，此后的几十年里我都很喜欢这样的吃法。苞谷糁苞谷面养女不养男，几个月苞谷糁喝下来，女生们一个个腰身渐丰，脸也圆了，眼也眯了，像熟透了的苹果，白里透红，而男生则黑瘦依旧。女生说男生吃得多还没良心。

我和桥娃有分工，我负责记账和担水，桥娃负责做饭。水井在五队的饲养室，离灶房有一百多米的距离，担一趟下来已是满头冒汗气喘吁吁，二十多个人吃饭至少要担三四趟才够用。

桥娃擀面也有绝活，二十多人的量一案擀成。只见他围着围裙，哼着曲子，两个擀面杖上下翻转，撒着面仆，手舞之、足蹈之，一副很享受的模样。我觉得桥娃跳舞的功夫就是那时候练的。

如今已六十岁的桥娃已然是跳交际舞的高手，总是抬头挺胸，腰杆笔直，一招一式、举手投足颇具舞台范儿，吸引了不少资深美女与之共舞。年轻时的桥娃更是东南皇城根一带知名的舞林高人，舞场上与无数美女合舞过……哈哈，扯远了，言归正传。擀面是有技术的，可舀面也是要有技术的，特别是吃汤面条的时候。会舀的总是先用勺在汤面上不停地踅，等面都踅到中间再下勺，而且下勺要稳准快，这样一勺上来面多汤少；不会舀的，常常一勺上来汤多面少。最后大家都练成了舀面高手。

桥娃厨艺高，脾气也大。一次准备下面时，孟宪花来灶房要灌一壶开水，桥娃说：“不行，水开了要下面。”孟宪花说：“我着急用。”俩人争执不下，只听见桥娃大吼一声：“说不行就不行！你要灌我先给锅里尿一泡你再灌。”说着就做解裤带状，气得孟宪花一对丹凤眼里顿时涌满了泪水，咬着嘴唇冒出一句：流氓！头一扭走了。回到房间越哭气越大，谁劝都没用，直至哭得背过气去，几个女生又是掐人中又是抪挲前胸。我给桥娃说：“赶紧去给人家道个歉说不定就好咧，别为这事出了人命。”桥娃却仍不示弱，对着孟宪花的窗户跳着脚说：“法律上说咧，气死人不偿命……”这场对峙一直到半下午才被劝开。

尽管一日三餐，但因为缺少油水，肚子似乎总是饿着的，常常是不等开饭已是饥肠辘辘，尤其是晚上睡觉前更是饥饿难耐。条件好些的从家里带些干粮锁在箱子里，饥饿时偷偷塞几块到嘴里充饥。没有干粮的就到厨房要一块冻成冰块般的发糕，拢一堆火来烤，经常是外面烤煳了里面还是冰碴子，只能烤一层啃一层，直到把发糕啃下肚才上床睡觉。记得有一年春节前蒸了一次白面馍，比现在市场上的馒头大许多，大家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尽管噎得直抻脖子，还是不停地往嘴里塞，有一个女生竟然一口气吃了八个。因为很少吃到荤腥，谁要是从家里带来的咸菜里有一点肉末，那大家真是趋之若鹜，很快被一扫而光。有一次记不清是哪个男生了，将女生放在瓶子里的雪花膏当大油调到了面条里，吞到嘴里才感觉味道不对，但也舍不得倒掉，硬着头皮吃了下去。在队里实在馋得不行了，就把父母给的钱攒上几毛，到三公里外的新筑镇上去开一次洋荤。

所谓开洋荤就是去咥上一碗红肉煮馍。我去吃过一次，这是镇子上唯一一家国营饭馆。靠街面的灶头上架着一口三尺大锅，多半寸见方的肥肉在调和汤里上下翻滚，上面浮着厚厚的一层红油，肉香味浓郁诱人，看得我直咽口水。赶紧到窗口买票，烧饼二两粮票五分钱，红肉汤两毛五一碗，花了四两粮票三毛五买了一份。将烧饼掰成指头蛋大的块放在一个粗瓷老碗里，递给炉头，嘱咐多来点汤和油。当一碗热气腾腾、红油汪汪的煮馍端上来时，我已是两眼放光，涎水直流了，恨不得三下两下咥下去，又想慢慢享用这难得的人间美味。那种感觉如今再也没有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