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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尼办展会（第1页）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是个展览人。我所在的国际展览公司拥有组织海外企业在沪展览以及拥有组织国内企业到海外去展览的经营权，尤其是后一个经营权，是原国家外经贸部特批，上海仅有三四家企业拥有。我兼着这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改制后任董事长。

那些日子，国家改革开放走了一段“引进来”的路程，已到“走出去”的阶段。我们先后组织国内一些企业参加世界上的一些知名展会。一次王处长来找我，希望我们公司开拓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市场。他是市外经贸委贸发处长，代表政府管理上海市的展览工作。我们对印尼了解甚少，20世纪60年代反华排华后，我国对他们的报道很少，但听说印尼经济的百分之七八十掌握在华人手里，这燃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和政府几个委办组成考察团，去印尼做展会前期考察工作。

从雅加达一出机舱，我们的眼睛一亮，看到的是全部用木结构制成的机场候机厅，宽敞、豪华、漂亮，比我们当时国内的机场亮眼。

接待我们的是林先生，一个剃着平头的印尼华人，穿着印尼蜡染的橘黄色花纹的衬衫，他是旅游公司的老板，和蔼而热情。他到海关来接我们，将我们的护照收走，领我们从海关旁边的专门通道走出来，免于我们到海关柜台前去排队、验照。他和海关人员很熟，互相打招呼，有的还拍拍肩膀。他走进办公室，办了入关盖章。我们像外交豁免人员，有点受宠若惊。不比去美国，进关时，他们拿了我们的邀请函去核实，将我们的团队扔在旁边站队等候，有时候会等半小时或一小时，有时还会抽一两个人到小房间去问讯赴美目的，看看和邀请信上是否相符，给人感觉特差。那时去美国的人还很少，很多人很向往，但我始终没这感觉。

我们和林先生熟了，他是个随意而有趣的人，有七个孩子，最大的已在念大学。他将家里人的照片给我们看，真算是个大家庭，多子多福，他太太还很年轻。我们夸他太太漂亮、年轻，他只是得意地笑笑，故作谦虚地说：“没有，没有，现在已经老多了。”不知道那照片是否近期照的。

他的旅游公司虽然不大，但业务红火，主要是组织印尼人到中国旅游的，客户多是高官的太太，常常组织夫人们到北京、西安、洛阳、广州等，甚至有到少林寺去的。到上海来的倒不多，那时上海旅游资源少。

他和她们混得很熟，如鱼得水。他有时会从中国代买不少东西带给这些官太太，因为他办事信得过，她们喜欢委托他。当然他很少接待中国去的团组，除了我们这种政府团组。我们也从中得益，他能通过这些官太太为我们展会请来政府的高级官员。

林先生信佛，开了家素菜餐馆，几乎每天早上他都要去素餐馆烧炷香。我们小团活动时，他常常会领我们到素餐馆吃顿饭，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志和他讲了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大概第一次听到，微笑着重复念了好几回说“很对，很对”。

以后和我在一起吃饭时，他总会念念有词：“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啊！”

常常把我们逗笑。他对我们的接待很是到位，不会和我们在生意场上讨价还价，哪怕业务不给他做，他都无所谓。有时我们新加出来的行程或住地的调整，他都OK，照办，而且不加价，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要他改变行程和安排。

从机场出来，道路宽阔，树和鲜花永远点缀在路旁。这里永远是夏天，哪怕是5—8月份，南半球吹来的冷风，气温最低也是31摄氏度。他们开玩笑说，当地人一年四季有一个裤衩和一根棍子（打野果吃）就能生活。

车子驶进市区，雅加达高楼大厦的繁华和狭小道路平房的窘况共存，偶尔可见铁皮做顶的屋子。每次航班进城都是在傍晚上下班高峰时间，雅加达交通也显拥挤。我们初去的年份，马路上还能看到吊在公交车外乘车的，过去只是在印度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破旧的公交大巴上吊着赤膊穿短裤和拖鞋的男孩，任凭车子晃动，一手拉着车把，一手在外摇晃，嘴里吆喝着，似乎很欢快。在特别拥堵的路段，由于转弯车辆的困扰，往往会出现两三个小伙子出来维持交通，不知是否当地的志愿者。他们有序地指挥着车子放行和缓行，大家都接受他们的指挥，尤其是指挥转弯车辆行驶后，驾驶员都会伸出手，给他一个500元卢比硬币（相当人民币5分不到），不知是不是当地的潜规则。后几年，他们的交通有很大改观，再也没看到赤膊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小伙子。公交车也换成双层的，车门设在上层，人要上坡走去候车，车站很突显，很好辨认。繁华路段还有公交专用道，有栏杆，半封闭的，一般车辆不能驶入。马路上基本看不到警察，哪怕是最拥堵的年代，除非出了车祸。但在我去那的近十年间，似乎记不得哪年看到有警察在维持交通的，也没看到警察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或许是由于去的次数还少，住的时间还短。

每年，我们的展团从机场到驻地酒店，总是困扰于上下班高峰时的交通拥堵。有一年，当地的接待单位竟能请到总统警卫车队为我们的大巴引路，总统当时正好出国访问去了。虽然增加了一些费用，但我窃喜。总统卫队开路，肯定要交通管制呀，警车拉着警笛，第一辆引导车还会时不时拿起喇叭，命令车辆让道。我们的四五辆豪华大巴紧随其后，呼啸而过，既威风又节省时间。但大大出乎我意料，在那天，没有交通管制，没有马路封禁和不许社会车辆行驶。我们的几辆豪华大巴紧随两辆摩托警车行驶，进入市区拥堵路段，只见摩托车闪着红灯，一左一右走起S形，当地叫开启摩托dance（舞蹈）模式。摩托的闪灯，一左一右，S形亦显清晰，没有警笛，没有喇叭，没有声息，只有闪灯的画面，煞是好看。前面的车辆慢慢地向两边借道，逐渐让出一点车道，够我们大巴过去。没有兴师动众，没有围观和好奇，习以为常。我们展团的同志坐在大巴上，看到这景象感慨万千，赞不绝口。事后，那个警卫队的负责人对我说，平时总统出来，他们引导车也是这样。

我们拜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公使级商务梁参赞（后几年为房参赞）汇报办展情况，征得他们认可和支持。梁参赞是一个1965年返回大陆的印尼华侨，前几年才被从北京派来任公使级商务参赞。他对印尼情况了如指掌，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和帮助，并将他太太（大使馆二秘）介绍给我们，要我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和他太太联系。每次展会的开幕式，他都会代表大使馆在开幕式上致辞。除了大使出来参加我们的开幕式，梁参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展会。我们除了组织上海商品外，还组织了印刷包装展和文具展两个专业展，展会一下子扩展到三个馆，展会名称也打出中国国际展字头。梁参赞巡好馆，握着我的手，表示祝贺，认可我们展会用中国字头，并希望我们用中国资源继续做好做大展会规模，把更多中国商品卖到印尼。卢大使还专门走到我身边，伸出大拇指称赞我们的展会（见本书彩页）。

拜访印尼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和有关商会、协会，是我们每年打前站团队的必修课—通报上海展会的情况。印尼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给我们很大帮助。我已记不得他名片上的名字，大家都叫他阿弟，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比我年长。既然年轻人也叫他阿弟，他也应得很快，我当然叫他阿弟，不知是否显示我们的亲热。他近一米八的个头，大眼，天庭饱满，两颊丰满，皮肤没有一般男人的粗糙，说起话来脸上总带着微笑，有点美男的味道。他的普通话一点也听不出是海外人士，若走在大街上，没有人会认为他和我们有什么差别。他太太原是联合国某个专业委员会的专员，后在苏西洛政府出任商务部长。中文已不是她交流印尼商务部长（左4）会见先遣团，阿弟（左3），上海综合党委任副书记（右3），上海商务委马副主任（左2），王处长（右2），作者（右1）梁公参（左3）会见先遣团（右1作者）的渠道，她往往讲英文。每次我们陪上海领导去商务部拜访，她都会非常热情地接待，仔细倾听我们展会的商品，以及我们的要求，使我们得到满意的回答。有时她临时有事情，就叫秘书在会议室招待我们品尝印尼小点，点心品种较多，有用米粉、木薯粉、豆粉加椰蓉等制作的各种糕点，也有香蕉干、炸香蕉片。她很快就会出现，用英文连说抱歉。这种热情或许是阿弟的关系，也可能是由于我们代表上海市政府在此办展，或两者皆有。我印象中最深的那次，是她陪总统苏西洛私人访问上海，那时上海世博会还在招展阶段，印度尼西亚还没在确定参展的名单里。我们和她提到这件事，虽然我们公司没有招展任务。她马上和总统汇报了，在晚上的招待酒会上，她代表印尼政府发言，感谢了我们公司这些年为中国、印尼经济交流给予的帮助，还宣布：印尼决定参加上海世博会。我们十分感谢她。

当然阿弟在上海也做了不少促进两国关系的事情。上海旅游节花车的事，也是我们和他提出来的，希望看到印尼花车出现在上海街头，扩大印尼在上海的影响。他去争取费用，后来印尼花车得以在旅游节开幕式队伍中。他们办事处的不少人和在上海的一些印尼人也参加了花车巡游，很是高兴，但和我说也很累。在后来的旅游节上，印尼花车每年得以延续。每年在上海的印尼国庆招待会，我们都是他们的座上宾，有时我们也会送上花篮以示祝贺。在招待会空余时间，阿弟会给我们介绍些印尼经济发展的近况，使我们在第二年办展时可有针对性地招展。

在印尼市场考察后，我就想试着在雅加达单独举办“上海技术设备和商品展”。在这之前的日子里，我也试着自办过“加拿大上海商品展”“美国上海商品展”以及“越南上海商品展”等，虽然展会取得一些成绩，达成一些交易，但办不长，往往办两三届就难以为继。主要是我们的展品杂，自己组织专业观众难度大，所耗精力多。

我们组织到海外展览，绝大多数是选择参加当地的一个展会，我们的展团只是人家展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叫展中展。当然人家的展会永远不是你的展会，你办了几十年展览，永远没有你自己的展会。

展会（项目）可是展览公司的命根子，大家都懂：有了展会，没有公司可以成立公司；没了展会，好端端的公司立马就垮了。谁不想有自己的展会？

自己办展，最难的是专业买家的邀请，这是一个展会成功的关键。

如果一个展会很少有买家来展会和展商来洽谈，明年企业就不愿来参加展会了。除了中国贸促会敢在国外举办单独的中国商品展（代表我们国家办展），但也很少有延续几年的。地方上的展览公司几乎没有在海外自办展会的，更没有延续十年以上在一个地方自办中国展会的。

我当时就是看重印尼能和国际主流社会进行经济交流，华商掌控着印尼的经济命脉。上海市政府，尤其是主管的市外经贸委（现为市商务委）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坚定自己办展的勇气和底气。外经贸委的主管处贸管处王庆江处长对业务的精通和为人的谦和，使我们没有做不好的理由。他联合了市有关委办共同支持、参与办展，配合非常密切。在他分管上海出国展览时期，各个公司开拓海外市场，分工清楚，目标明确，可说是最有序最活跃拓展海外市场时期了。当然，市外经贸委的许多领导都十分支持印尼展，有的还用自己的资源为我们招展，其中市外经贸委的马主任就凭着和宁波市政府的特别友好关系，邀请到了他们组团和我们共同开发印尼市场，一直延续了不少年份，令人难忘。

在我们展团中，常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孔，市侨联的杨主席。她是1965年印尼反华、排华时，无奈从印尼返回上海生活的。她是展团的特殊人物，我们偶尔问起当年的事，她总是淡淡地说“那时很惨啊”，没有再多说的。她为人谦和、稳健，办事认真而热心，身上仍有印尼华侨的美好印记。她在印尼老板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有时和一些华人协会见面，当地协会在墙上会挂出欢迎她的横幅。许多印尼老板以见到她为荣，拍集体照时喜欢挤在她的旁边。有时一些老板会围着她，讲着开幕式剪彩（右2市政协徐逸波副主席，右4卢大使）前排右2：杨玉环主席

她熟悉的一些企业的经营情况，以及商会的变动和发展情况。有的还讲着在上海她帮助牵线搭桥，进行投资和贸易的现状，怕耽误了和她交流的机会。我们都知道，许多印尼商人来上海投资，都得到她的帮助得以成功，尤其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有的印尼老板资金链吃紧，面临夭折，是杨主席四处奔波，为他们找到合作伙伴，有的还得到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使他们得以发展。现在的金顶威斯汀大酒店、金光大厦等项目，都有她帮助的痕迹。一些老板讲起杨主席，都会流露出十分尊敬的神情，有的更是赞不绝口。她纯朴、和善、无私，赢得了大家的敬重，也是我们很敬重的人。虽然她是正局级干部，但丝毫没有架子，多次随我们展团到印尼，为我们印尼展做了许多份外工作，而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有一次在印尼，不知什么原因，有人建议，杨主席的单间住房和翻译小姑娘对换，她毫无怨言，使我们看到了她的胸襟和气度。不知道是否经历过印尼的那种动乱后人的精神会有升华。由她邀请那些印尼大老板来我们展会洽谈业务，他们乐意来，乐于和我们的展商达成交易，达成经贸合作。

印尼展览公司的白先生是我们在印尼举办展会合作比较深的人。

他始终西装笔挺，连头发也一丝不苟。他有一米七五的个头，说话慢条斯理，有点儒雅风度，但他修理得很整齐的八字胡子挂在唇上，完全是当地印尼人的模样。他和我们说话，还有我国南方人讲普通话的口音。

他有多辆轿车，和我们一起出去，常用奔驶500型车，还配有专职司机，司机是当地印尼人。老白对我们很和气，但对下属很是严厉。一次我们和他外出看场地，正逢下雨，我们赶到车子旁时，看到他的司机站在车外淋雨。我们问他，司机为什么没有坐在车子里面等我们？他淡淡地说：“我们这里都是这个规矩，主人不在时，司机不能待在车子里面，无论是太阳底下还是下雨。”我们很是诧异，和国内人的想法差异很大。白先生已融入印尼主流社会，已看不出他是华人后代的模样。

白先生在雅加达有自己的展览公司，在雅加达和泗水都有自己举办的展会，在当地最大的展会是印尼纺织机械展。他当然懂得如何组织专业观众，如何把展会做好。他除了根据我们展商的产品，帮我们正常地组织专业买家外，还在我们的印刷包装设备展中为我们招展了数家印尼的印刷包装设备企业。我也曾经和他探讨在雅加达举办以中国企业为基础，有世界各国企业参展的国际展会或专业展会，类似于德国的汉诺威在中国办的展会。后来虽经努力，实感条件尚不成熟，无法实现我的愿望。我一直期待着这些条件的成熟，一直到我离开这个公司都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