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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少年况味（第1页）

一

父亲一生最大的希望是我能把书念成。他并不是期望他的儿子能做官，只是希望儿子不要再像他那样终生受苦受累，而是能吃上白馍夹肉。

父亲常去西北农学院里做副业工，他最羡慕学院里那些教职员工大口吃白馍，大块咥肥肉。

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6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功县杨陵中学（今杨陵区高级中学）。是时，这所学校也是西北农学院的附中，教学质量在全省都是名列前茅。我们那个班是个尖子班。1965年，杨陵中学高考成绩是全省第一，一班共有五十六名学生，只有两名落榜，据说其中一名还是由于身体不合格而落选的。学校已做出规划蓝图：1966年高考，一个学生都不能落，全部上榜。没有人认为这是吹牛。因为高六六级甲班的学生都是挑选出来的尖子生，学习成绩在高六五级之上。

正当师生们为高考努力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那时我还不满十三岁，心智远没有成熟，完全是个懵懂少年。

2008年10月3日，我们初六八届甲班同学聚会。四十年后再相聚，那个激动的场面很难用语言形容，要说的是，同学尚迎和在聚会之时无限感慨地说：“咱们班有位同学令我敬佩、惊讶，那就是贺绪林。他写了那么多书，并且拍成了电视剧。最初我不相信，后来我在深圳一家书店看到一本抢眼的书《最后的女匪》，翻开书看作者简介，这才信了，赶紧买下了书。另一位是辛立。”

尚迎和同学有一点说错了——我不值得敬佩；一点说对了——辛立同学的确是个另类，确实让我们感到惊讶。2012年，辛立从美国回来探亲，顺便来看望我，我问起他的职业，他说他现在搞历史研究。闲聊中我们都说到了当年的大串联。回首以往，我们都很感慨。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他巨手一挥，把数以千万计的学生挥到农村去了。城里学生到农村去，有补贴有照顾，这被称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村学生回家乡劳动，什么补贴照顾都没有，还把“知识”这个词给省略了，被称作“回乡青年”。

从学校回家那天，我站在村南的黄土坡前仰面望天。

“你的命不好，生不逢时。”父母的感叹犹在耳畔。我真想大吼几声问问苍天，出出胸口的闷气，却最终低下了头，默然无语地走回家。怨天尤人又有何用？

渐渐地，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就连晚上做梦的内容也出奇地相似：我从深厚的黄土层里钻出来，用沾满牛粪的粗糙的双手挥动着老?头，头上脸上胸膛上滚动着闪着油光的汗珠，摔在地上碎成八瓣；头顶上是蓝天红日，脚下是黄土绿地……

俗话说“七十二行，庄稼汉为王”。然而这“为王”的行当实在是个苦差事。尽管我是庄稼汉的后人，小时候就赤脚下过田，但还是不堪重负。我曾在麦场上干过两天两夜不曾合眼，曾用稚嫩的肩膀扛过数不清的粮袋，曾在寒冷的冬夜赤着脚浇过麦田，曾用青春的身躯堵挡过决了堤的渠水……在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里，我皮肤黝黑，人瘦了一圈，一到晚上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可梦却没累垮。我梦见天漏了，雨下个不停，我一头栽倒在热炕上昏睡了七天七夜；梦见桌上摆满了红烧肉和大白蒸馍，我放开肚皮地咥；梦见公社的放映队驻在我们村，每晚都给我们放电影。那时我们两三个月也难得看上一场电影，一次，邻村放电影，我和伙伴们跑了五六里地，看了六个“新闻简报”。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几句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我毕竟上过中学，能想着法子填补自己的精神生活。我安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说是收音机，其实很简单，一个小小矿石加一个线圈，还有一个可变电容器，当然了，还需一个耳机，连接在一起，就可以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最主要的是天线，矿石收音机收台多不多以及音质好不好，完全取决于天线的高低。我先是爬上房顶架天线，结果收听效果不理想，混台，听不清。院子里有棵椿树，七八米高，我架着梯子爬上树，把天线架在了树顶，效果果然很好。

小小的矿石收音机在精神生活贫瘠的年代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我的知识，给我的思想插上了翅膀。我渴望着能飞出小屋，到蓝天去翱翔！

二

我的家乡位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农大”）北校区北门外，如今与西农大仅一墙之隔。家乡一带的村名都很特别，如西大寨、东小寨、南营、北营等。相传，这些村子古时都是驻军的营地。我们村名叫杜家寨，亦称杜寨。相传是一位祖籍山东益都的杜姓将军领兵在此安营扎寨，垦荒屯田，形成村落。又传，我们都是这些将士的后裔。如今，杜寨村有几百户人家，两千多人口，却只有十来户杜姓人家，且都是外来户。

不知是何原因，没有村志，无从考证，但这一带驻扎过军队毋庸置疑。

杜寨村，那时称杜寨生产大队，由四个自然村组成——何家堡、袁家堡、后堡子、马家沟，原来还有一个靳家堡，所谓的“四个堡子一条沟”。民国十八年（1929）年馑，三年大旱，六料庄稼颗粒未收，其间蝗虫成灾、瘟疫蔓延，靳家堡十室九空，灾后活着的几户人家迁移他乡，仅留下一户唐姓人家。靳家堡名存实亡，并入袁家堡。

我家在何家堡。何姓是何家堡大姓，其次是贺姓。贺氏家族是时有近三十户人家，有三个分支，我们这一支人丁最为兴旺。父亲在我们这个分支他的那一辈排行十一，是老小。

父亲生前给我说过，民国十八年年馑刚过，村里地广人稀，田地没人作务，地里的蒿草长得比人还高。政府征地建学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西农”），一亩地一块银圆，村里几乎家家都卖了地买粮度春荒，再者，还可以去学校打工挣钱。西农三号教学楼用的砖就是蒿草烧的。西农三号教学楼高七层，据说是20世纪30年代西北地区最高的楼。

一座大楼建成需要几千万块砖，烧这么多砖需要多少蒿草？由此可以想到那时的家乡是多么荒凉！

村里老人们都说，西农三号教学楼奠基之日，十分热闹，盛况空前。

“筹委会”常委戴传贤，委员王应榆、焦易堂，武功县各机关学校的代表，西安和附近各县的来宾共两千余人参加了奠基典礼。周围的乡亲都来看热闹，主席台两侧的楹柱上写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佳气接终南，百代宏图奠胜基”，下联是“晴光临渭水，千间广厦育英贤”，横批是“人杰地灵”。

俱往矣！

是时，西农有大小两个校门：北门是小门、偏门；南门是大门，也是正门。南门口西侧有一条街，美其名曰“青年街”。青年街说是街，其实只是两旁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道，都是当年从河南逃荒来到此地落了脚。

西农南门口的早市在20世纪40年代就兴起了，到了60年代已成规模。在早市摆摊点的都是当地农民，卖的都是自家的农副产品：时令蔬菜、生鸡、鸡蛋、油、蒸馍、包子、豆腐脑、麻花、油条……后来还卖粮票、布票以及政府发的各种购物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