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解家里严重的贫穷状况,我决定去“撵月亮”。我去找隔壁的碧秀,她是三妈的大女儿,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月大。前边说过,襁褓时我跟她同吃过一个母乳。她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在三妈的言传身教下,她的生活能力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与她相比,我显得很笨。其实,在生活能力方面我确实很笨。
碧秀几乎每晚都去“撵月亮”,见我来找她,十分高兴,说:“晚上我叫你,可不敢睡着。”母亲却不放心,再三叮嘱:“碧秀,林娃笨,你让他跟紧你。”又对我说,“你可跟紧你碧秀姐!”
我还没开口,碧秀就说:“十一娘,林娃跟着我你就放心吧。”
那夜,天边有一钩新月。月光给夜色蒙上了一层薄雾,四周一片静悄悄,崖畔、土堆、树丛、麦草垛黑魆魆的,似乎藏着人,怪吓人的。“撵月亮”的人很多,都是婆娘、娃娃,一个看不清一个的眉目。我跟在碧秀身后,夹在他们中间,胆子壮了许多。虽然都是婆娘、娃娃,却像受过训练似的,都猫着腰,排成长蛇阵,一个紧跟着一个,脚步行得匆匆,悄声无语,犹如电影里的“土八路”去端鬼子的炮楼子。
不知不觉,我们到了苜蓿地。夜晚凭的是眼睛和耳朵,地里没有黑桩子,周围没动静,说明没人。不知是谁发出一声命令——“走!”大伙儿便一齐拥进苜蓿地。
初次“撵月亮”,我摸不着窍道,幸亏有碧秀在一旁当“导师”。她告诉我,月光下黑黑一团准是好苜蓿,满把撅、手放快。我试着撅,半晌,没撅下半篮子。一看她篮子早满了。她侧脸一看我,骂了声:“瓜(傻)子!
要这么撅!”她给我做示范,中指挨住地,把苜蓿拢在中指和食指缝间,夹紧,往怀里用力一撅。
我依样画葫芦,果然好撅。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来人了!”大伙儿顿作鸟兽散。我慌得不知所措,碧秀拉了我一把,说了声:“快跑!”我立马跟在她身后像兔子似的跑了起来。不知跑了多久,我俩都跑不动了,便不管不顾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张大嘴巴喘气,却并不见人追来。喘息半天,定神细看,同伙跑散了,四周不见其他人影,只有我和碧秀。新月钻进了地平线,村庄黑乎乎的一片在我们身边沉睡,我俩都突然害怕起来,手牵着手谁也不吭声,脚步匆匆往家里奔……
第二天早饭时间,母亲蒸了一顿苜蓿麦饭,调上蒜辣子,那个香呀,行笔至此,馋涎都涌到了我的嘴边……四
父亲和母亲都患上了浮肿病。父亲明白老吃苜蓿、野菜是不行的。
他跟亲戚借了点玉米,白天要出工,晚上父亲和母亲加班推磨子磨玉米。
所幸我家有一盘石磨,不用去别人家。听母亲说,石磨是1949年父亲用两斗麦子换来的。那一年父亲和伯父分居另过,新家建立,吃饭问题是首要问题。父亲用独轮车推着两斗小麦去百里以外的北山,两天后推回了这盘石磨。
20世纪50年代初,家里条件稍微好点儿了。母亲隔三岔五拉牛套磨,一斗麦子磨下来,半斗白面半斗麸皮,人吃白面牛吃麸皮,日子过得滋滋润润、安定祥和。
石磨安置在家里的门房。早晨,似火的朝阳从窗口探进头来,把金光洒满磨坊。整个磨坊笼罩在淡淡的金色雾霭之中,似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老黄牛拉着磨不紧不慢地走着,母亲瘦弱的身躯跟在黄牛的身后围着石磨转圈,她的手里是一把糜子秸秆做的短把笤帚,不时把溢出来的粮食扫进磨眼儿,有时还哼着曲儿,几只麻雀飞进又飞出……这一切深深地刻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几年,便到了“瓜菜代”年月,我家的石磨真正派上了用场。粮食紧缺得如同金豆子,幼年的我从来不知道肚子饱是什么滋味。生产队的牲口只喂草不喂料,饿得皮包骨头拉不动磨子,乡亲们只得呼儿唤女推磨子,隔三岔五地磨上半斗八升玉米,连皮带糁子再掺上多半野菜熬上半锅哄哄肚子。
推磨那活儿可真不是人干的。饿着肚子推磨,那感觉似喝醉了酒踩着沼泽地爬坡,所幸的是有一线光明在前头——磨了面就能有饭吃。那时村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何队长(我们生产大队队长)大个子,领导社员推磨子。头遍轻二遍重,三遍四遍把社员的腰杆都挣硬。”
父母推磨子,我也不能闲着,也帮着推。我个头小,力气也小,推了不到一袋烟工夫,我就推不动了,呼哧呼哧直喘气。我家的石磨不算太大,磨扇轻,父亲便让我坐在磨扇上,增加磨扇的重量。半斗玉米磨完,不知父母累不累,我从磨扇上下来头晕得站不住脚。
多年后,我跟当年的何队长(我叫他五哥,这时的他已是八旬老汉了)闲谝,提起推磨的事,他感叹道:“怨不得我,牲口饿得一上套就拉稀,人不推磨难不成煮玉米粒吃呀!”
后来情况渐渐好转了,肚子能填饱了,村里也通了电,随后安上了电磨。石磨被人们冷落了,退居二线,家里磨点猪饲料啥的才使唤使唤它。
到了20世纪80年代,富民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的日子大为改观,磨面的机器也日新月异,连连更新换代。这时,给牲畜粉碎饲料也用上了机器,石磨彻底地退休了。再后来,家里拆了磨坊,把石磨搬到了不碍人眼的墙角。
半个多世纪过去,石磨经历了风风雨雨,几度兴衰,阅尽了我们这个家庭几十年的春秋,也阅尽了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程。
前些年家里重修猪圈,见石磨闲置无用,便用一扇做了地基,另一扇盖了红薯窖口,石磨仍在发挥余热。没料到大暴雨冲塌了红薯窖,石磨也葬身于地下,令人惋惜不已。细细想来,共和国诞生之时,国家振兴,石磨也有用武之地;后来,国家遭难,石磨兴盛;再后来,国运昌盛,石磨落伍;如今,国运大兴,石磨寿终正寝。石磨若是有灵之物,我想是不应有怨的。
五
那时加工粮食除了石磨,还有石碾,似乎都是原始工具,但都必不可少。
石碾安置在我们村城门楼旁,三个碌碡竖起来栽成三角形,放上碾盘,再安上石磙子,就这么简单。石碾是“官物”,就是村里的公共财产。我们村没有像邻村那样盖碾坊。可能大伙儿觉得碾子是石头做的,不怕风吹日晒,没必要盖碾坊。
每天放学回来,我们一伙娃娃在碾盘上“扇四角”,那个响声听着像摔炮,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形容:倍儿爽!雨后天晴的日子,我们在碾盘上玩泥巴,弄得跟泥猴似的,玩够了就趴在碾盘上写作业。那时我们在学校是以木板当桌子,木板被刀子刻得坑坑洼洼的,而碾盘又光又平,比桌子好得多。
有年冬天,天出奇的冷。一天傍晚,六爷推碾子碾盐,我们几个愣小子捣他的乱。平日里六爷最爱和我们耍笑,弹我们的脑袋瓜,他手劲儿大,一个蹦子弹下去我们的脑袋就起了疙瘩。我们也最爱捣他的蛋,他碾盐我们就抓他的盐,他拿笤帚撵我们,我们撒腿就跑。他不撵了,我们又回来捣乱。有一次回来,我们看见六爷用舌头舔碾盘,很是奇怪,问他舔啥哩,他说碾完了盐又碾白糖,他舔白糖哩。我们一伙当真了,都趴在碾盘上舔,谁知腊月的碾盘冰冷如同吸铁石,一下子就把舌头吸住了。我们傻了眼,哭都没法哭。六爷坏笑道:“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快哈气!”
我们赶紧哈气,这才拔下了舌头。
碾子是那个年代农家人必备的生活工具,村村寨寨都有。碾米、豆子,碾盐、辣子……甚至碾旱烟,都离不开它。我家有个压门关——加在大门上的木杠,两米半长短,粗如小碗口,榆木材质,十分结实。这家具原本是防土匪用的,后来家家户户都来借,当作碾棍,没想到最后竟成了官物。拉碾子原本是用牲口,可队里的活忙,腾不出牲口,再者,一家一户碾粮食、盐量不是很多,干脆就用推的方式。那时推碾子是我们村的一道风景线。明代状元康海曾写过一首词《秋望农家》:闲散步,过村庄,见一妇人碾黄粱;玉笋杆头稳,金莲足下忙;汗流粉面花含露,尘落蛾眉柳带霜;轻着扫,慢簸扬,站立一旁整容妆。
这首词把一个农妇推碾子碾米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果然是好文采,真不愧为状元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