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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杭州笔会（第1页）

一第二次手术并不成功，没有取得预期的疗效，反而让我原本羸弱的身体更加羸弱，而且臀部生了褥疮，出院后褥疮一直都未有好转。

1986年2月28日，我接到《三月风》杂志编辑刘丙钧的邀请函，《三月风》杂志定于4月1日至15日在杭州举办笔会，邀请我参加，食宿及往返车费由他们承担。

此前，我多次给《三月风》投稿，刘丙钧与我有书信来往，且发过我的短篇小说《葬礼》和《冰冷的热泪》，他对我的情况还是了解的。他在信中还说，参加这次笔会的作家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残疾人作家，希望我不要失去这次难得的机会。

惊喜啊！可怎么去？我行动不便且不说，刚做了手术，又生了褥疮，怎的是好！我又心生沮丧。嫂子看出我的心思，说：“给人家回信，就说去，我陪你去。你整天待在家里，能写出个啥名堂？出去走走，开开眼界。”

窝在家里坐井观天的日子实在是枯燥乏味，我一直心怀着出去走走，看看大千世界的梦想，可怎么走得出去？现在有了机会，而且有嫂子这句话，我有了底气，当即给刘丙钧老师回信。随后我又找当时在杨陵区委办公室工作的好友魏立武，请他帮忙。他说：“咱们杨陵没有通杭州的直达列车，你最好到西安坐车，我联系车送你去西安。”随后他又给省作协打电话，帮我提前订去杭州的火车票。第二天他专程来家给我说，省作协那边是路遥接的电话，说是没问题。

3月28日，我和嫂子搭乘杨陵文教局的车去西安，十时许到了省作协。我刚进陕西省作协大门就看见了路遥。路遥在一辆黑色小车前跟人说话，看见我便迎了过来，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你朋友的电话我接了，我有事要外出，你去找办公室姜洪章姜主任，让他给你安排。”

这是我唯一一次与路遥面对面说话。

路遥走了很久，我激动的心情却难以平静下来。我没想到他竟然认识我，而且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我的名字。此前我和他并没说过一句话，只不过开会时见过几次面而已。更没有想到他这个大作家竟然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半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涌起一股欲望，想着回来时一定去拜访他，跟他好好谝一谝，请他指点迷津。当从杭州回到西安时，我又没了勇气。我生性怯弱，不戳撑（不大方），总觉得创作无绩，无颜拜访大师。我只想着来日方长，等自己在文学上有大的收获之时再去拜访他也不迟。谁知一念之差，给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这是后话。

路遥走后，我找到姜洪章主任，姜主任安排我住下，说车票不太好买，正在联系人买，让我耐心等待。

傍晚，来了位年轻的姑娘，衣着打扮很朴素，身材窈窕，短辫齐肩，明眸皓齿。她说她叫陈乃霞，老家在扶风县段家公社，听说过我，特意来看看我。我也听说过她，还在《延河》上看到过她的作品，没想到能在这里和她相遇。我的家乡与她的家乡相距也就是二十来里地，我们也都是基层的业余作者，人不亲行亲。我们顿时都没了陌生感、性别感，相谈甚欢。

闲谈中，我知道她是通过袁银波老师介绍来《延河》帮忙看稿的，换句话讲就是她是临时工。她谈吐不俗，沉稳大方，有事业心，也很有才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隐隐感到她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后来，她上了西北大学作家班；接着，她和吴克敬结为伉俪；再后来，她弃文从政，干得风生水起，官至厅级。这都是后话。

两天后，我拿到了去杭州的车票，可中途需要倒车（那时还没有西安直达杭州的火车）。创联部的汪炎主任和吴祥锦老师都关照我，不让我在上海倒车，说上海旅客多，最好在南京换乘。

24小时后，我和嫂子到了南京。我们没有出站，想着能顺便乘上去杭州的列车，可是不行，必须得签票，我们只好出站。时已傍晚，我十分疲惫，便就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翌日清晨我们就去了车站，顺利地签了票，随后去客运室联系上车事宜。一位接待员说到时送我上车，可19班次快车（北京—杭州）到站时，那人却让我们自己去上车，我们只能如此。

但没料到我们到了行李车跟前时，行李车的行李员不许我们上车，他说轮椅要办托运手续，堵着门不让我们上，让我们去其他车厢。但其他车厢我的手摇轮椅上不去呀，我和嫂子好话说了一河滩都不行。这时火车汽笛长鸣，他“哗啦”一下把门拉上了。是时，细雨蒙蒙，春寒料峭，人生地不熟，望着远去的列车，我和嫂子都傻了眼。万般无奈，我们只能坐下一趟车，而下一趟车在第二天。

我们又返回原住的旅馆，天寒又下雨，哪里都去不了，只好窝在旅馆等待。第二天我们又起了个大早去车站，排队签票，可刚到窗口，售票员就说19班次票已售完。我和嫂子慌了，急忙去找客运室。这次遇到了好人——一个中年办事员，他听了我们的诉说，非常热情地给我们办理了签票和轮椅托运手续。可我们的心还是悬着，直到上了车悬着的心才落下了。因为带着手摇轮椅，我们坐的是行李车，没有座位，我只好坐在手摇轮椅上，嫂子只能蜷缩在行李堆边。

几经周折，4月3日傍晚我们才到了杭州。出站时，我们在服务台咨询，服务人员态度挺好，只是我们讲不了普通话，很难沟通。出了站，我买了张杭州市区图，连看图带询问，二十二时许总算找到了目的地。

生命里的这次难忘的经历，让我知道行路难啊，腿脚不便的人更是难上加难啊！

二

参加笔会的作家一共有十人——东北的儿童文学作家孙幼忱、贵州诗人周家缇、上海女作家汪葵、安徽女作家李幼谦、浙江作家汪志成、北京作家张建文和宋文华、四川作家陆政英夫妇、《三月风》副主编郭建模、编辑刘丙钧，还有我。

我到得最晚。《三月风》副主编郭建模老师（主编是邓朴方）带队，他是北京人，也是残疾人，左腿安着假肢。刘丙钧身体无疾，且很壮实，跑前跑后为大伙儿服务。

郭建模老师说，这次笔会史铁生说好是要来参加的，但临时接到香港那边的邀请，去了香港，让他给大伙儿问个好。大伙儿都为无缘见到史铁生而遗憾，我更是感到遗憾。此后一直想写写史铁生，但不知该如何下笔。2020年，我随陕西省残疾人作家采风团去延安采风，并与延安的作家朋友们座谈，真乃三生有幸。在座谈会上，延安前辈作家曹谷溪老师放了几部关于路遥、史铁生的纪录短片，特别是史铁生临终前三天的那部短片，虽然只有五分钟，却令人感触很深。史铁生身染沉疴，是时似乎对未来有所预知，笑言：“你们是来和活体告别。”丝毫不见悲观，反而谈笑风生，他对生命的认知和达观态度，无人能及。

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与史铁生相识，但只是在文字上。我最初是通过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秋天的怀念》《合欢树》《我与地坛》等作品认识他的。他的作品文字表达真诚质朴，意蕴深厚，语言亲切而又凝重，严谨而不失幽默，艺术魅力独特，令人叹服。

那时我也在学习写作，加之同为残疾人，因此我对他关注有加，同时他也成为我心中的偶像，但凡他有新作问世，我就赶紧找来阅读，一睹为快。

此后，我一直与史铁生在文字里相识、神交。众所周知，他是北京知青，在陕北插队三年，其间喂了两年牛，他对陕北这块黄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这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完全可以看得出。在这部作品中，他用平实质朴的语言传神地描绘了这块古老、贫瘠的黄土地，让读者真切地嗅到了麦垛、高粱、谷子、牛粪、干草的味道，体会到了最贫穷、最简单的生活。

曹谷溪老师与路遥、史铁生是朋友，对他们二人相当熟悉。他说，史铁生当年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延川县有三道川，分别是永平川、文安驿川和清平川。史铁生把清平川写成了清平湾。照此说来，清平川就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原型实景地。“遥远的清平湾”看来也并不遥远，它一直在作者的心里，作者深深地眷恋着它，所以才能清楚地记得清平湾的地貌及风土人情。黄土山上的谷堆、麦垛，拦牛的白老汉、留小儿，清明节时吃的“子推”，两个说书的盲人，牛群的争斗……在作者的笔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部作品风格清新、温馨，富有哲理和幽默感，在表现方法上追求现实主义和象征手法的结合，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又吸收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因此获得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是众望所归。余以为这也是史铁生最好的一部小说。

1991年，史铁生出版了《我与地坛》。这部作品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即使没有其他作品，1991年的文坛有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已经是一个丰年了。”著名作家韩少功如是说。时至今日，我一直以为《我与地坛》不仅是史铁生散文创作上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散文创作的一座高峰。

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史铁生体验到了更多的人生痛苦，但他在命运中挣扎时，找到了一片古园。在这里，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的时光轮回；在这里，他思考了生与死这个人生的命题。死是必然的归宿，当我们感到累了，上帝自然会安排我们休息；而活着，是我们一生都需要想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是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余以为，史铁生做到了。

史铁生和路遥是同龄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不凡的辉煌业绩。然而，他们又截然不同。曹谷溪老师坦诚地说：“我和路遥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功利心，但史铁生没有。他对人性和生命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很不一般的高度，他没有任何功利心。”正所谓“人到无求品自高”，因之，余以为史铁生作品的生命力会更长久。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