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葛罗的照会中,他强调说:
“贵国之兵,现在逼近京师,彼此俱有戒心,疑难
画押用印。应请贵大臣先行退兵张家湾一带后,三日
内,本爵将续约缮写清楚,派员赍送至通州、张家湾
第十四章 北京啊!北京!(2)
适中之地画押后,再行定期会晤,以坚永远和好之意
……。
至从前被获之人,现皆以礼相待,并未难为,
俟退兵立约之后,定即派人相伴送还。所有本爵之
为人,前照已经说明,决不食言失信”。
读罢此信,葛罗抱怨中国政府“盲目判断”,声称不明其中缘由。他致函孟托邦说,“清政府正在把一场令人遗憾的灾难引向国都,也可能引向王朝。我们将起码有权说,我方为防止这种灾难做了该做的一切”。对于人质的命运,至少其中一些人的,联军不再抱有多大幻想。其实,很明显,恭亲王之所以一再强调人质要在和约签字后才释放,是因为担心联军发现他们遭受虐待后会借以报复,并强加更为苛刻的和局条件。葛罗就此写道:“他又在骗我们,一切使人担心他将无权把他们还给我方”。
汉学家高第认为,这仍然是同样的拖延手法,早已在上海、大沽、天津及河西务用过,旨在延缓英法联军挺进北京。
孟托邦不如两特使那样易于和解,要求第二天在法军大营召开两军战时委员会会议。
9月30日
额尔金和葛罗两使节,格兰特司令,以及勒布尔和弗利两联络官,聚在孟托邦将军左右开会。孟将军先分析局势。联军得到休整,精神饱满;军需供应很有保障,尤其牛肉充足。他保证说,现就等从天津运来粮食和弹药,肯定不会晚到。孟托邦认为有一种感觉,恭亲王的外交函件必定有诈,旨在让僧格林沁总兵调集新的人马于北京城下。
孟将军介绍了他想象到的两种假设。要么是清军“试图再碰最后一次运气”,以阻止英法联军进发北京。他说,正好求之不得,因为联军在北京城门前新的最后胜利将加速和约签署。要么,联军尽管围城炮火不足,但不放一枪,便可把欲夺之京城一举拿下。这般铤而走险,也许旷日持久!他一再强调,鉴于冬天因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决定11月1日离开北京。在后一种设想下,既然在京过冬会有诸多不便,联军无论如何要撤回到天津。
借此机会,孟托邦要求中止外交关系,把全权交到联军两司令手中,以便毫不延迟地恢复军事行动。这方面的决定当下作出。额尔金和葛罗两使随即通告恭亲王。
于是,征战事务重又由联军将领执掌。拉否例就此指出:“在这次远征中,事情总是那样重迭地变换,既行动交替地进行,时而由使节转到将帅手中,时而由将帅转到使节手中”。
10月1日
葛罗男爵收到恭亲王带威胁性的回复。照会警告说:
“本亲王前已言明,和约未经议顶定,若草草送还,转非以礼相待之意。……至贵国若用兵威迫,不独已成之局可惜,且恐贵国之人亦必难保也”。
很显然,意思是,联军若犯京城,那标志人质将斩立决。但恭亲王表示,“现因英国巴领事官素能汉文汉话,本亲王现正派员与其上顶英法两国会晤用印画押各事宜”。由此,联军宽慰地得出结论,这位驻广州领事还活着。
晚上,额尔金勋爵也收到恭亲王的急件,附有巴夏礼写的中文信。巴夏礼要求英军暂停军事行动,给予议和一次新的机会。信中说,“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我两人闻得是恭亲王令其如此。恭亲王人甚明,能作主意。既能如此,伏谅暂可免战议和”。
随此官文函件,顺附一句个人之事,希给他和罗亨利送来几件衣服。并用英文写了又及:“我俩均受善待”。而罗亨利,却在信的一角用罗马字母写了一句兴都斯坦语:“此信是按中国政府授意而写的”。换句话说,须把巴夏礼乞求停战的信看成无效……。
随即,一些衣服及零星用品送到他们手中。而一手绢上也附有几句兴都斯坦语,由海军上校海约翰手绣,专致罗亨利,仍用罗马字母写成,让中方无法译出。其中除额尔金口授的鼓励话之外,还告知两位被扣留者说,最后通牒三天期限一过,联军就向北京城墙发起炮轰。不知他们是否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起码得知,一旦炮声响起,他们即会被处决……。其次,也不知在威妥玛转告,他们之死将以烧光北京全城而替报仇雪恨,他们听了是否倍觉欣慰。威妥玛还问他们,确切被关在京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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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北京啊!北京!(3)
巴夏礼和罗亨利遂回信说,他们和另外二人已从城内那个污秽不堪的刑部“北监”,被移禁城北德胜门附近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