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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贰ⅰ栋凳尽返茸髌返钠酪槲淖帧Ｔ缭?994年年初，我还是一名报纸编辑的时候，就曾写过一篇三万多字的类似评传的文章。由于涉及一些当时认为敏感的话题，那篇文章没有在报刊上完整地刊载过。大约在三年前，有人因为要写韩少功评传找到我，便将其提供给了他们。后来发现，不仅叙述内容，包括一些评论文字也被不加注明地援用了。

尽管有了上述的因缘铺垫，在接受本书的写作任务后，本人还是对传主进行了颇为正式的专门采访，利用节假日到他汨罗乡下跑了一趟，与他一起走访山里的人家，他的邻居和农友。写作过程中，传的部分也咨询了蒋子丹女士和传主过去的一些同事，打探核对相关的情况。当然，还把能够找到的韩少功作品重读了一遍，查阅了少量有关这些作品的评论资料。不过，本书评论部分的写作主要依据作者对韩少功作品的直接阅读，除了其中注明出处的引据之外，没有过多借鉴他人的研究。因此，倘若书中存在悖谬不实的成分，本人也难辞其咎。

韩少功先生年庚未满甲子，他的生活和创作都还在进行之中。考虑到比他更年轻的人都已经立传，增加这一本也未尝不可，但这个时候来叙述一个人的生平还是早了点，也有一些不便的地方。有一些涉及人事的评议，可能违背了“勿谓言之预也”的古训；还有一些已经了结的事情，未能写进本书之中。至于更为详尽和隐秘的细节和内心活动，则只能留待他本人自述的撰写。

感谢韩少功先生接受作者不厌其烦的提问；感谢蒋子丹、单正平诸君无偿提供有关资料；感谢海南省作家协会和《天涯》杂志社同仁们的关心支持，还有杨莉女士的再三催促，使本书得以尽早收笔。

有清水流过的地方就会有草木生长。

孔见记于府城金花市场

2007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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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1）

韩少功、孔见对话录

孔见：你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记忆让你终生难忘？能否谈谈你最伤感的时期和最伤感的事情？

韩少功：对不舒服、不开心的日子总是记忆深刻一些，尤其亲人的生离死别更是如此。要说最伤感的时期，第一要算“文革”中父亲的去世和家庭变故。卡夫卡对他父亲说过：我之所以在作品里抱怨，就是我不能趴在你的肩膀上哭泣。我也是在那时候失去了一个可依靠的肩膀。第二可能是90年代初期，当时发生了一些事，使我有被背弃和孤立之感。在那以前，我觉得尼采很难懂。在那以后，我突然觉得尼采不过是通俗的实话实说。

孔见：新时期文学延续了三十年，有的作家走着走着就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新路，但你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着，保持着一种活泼进取的姿态。我想，这其中除了你始终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你保持着学习的态度，不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交叉阅读中西方的经典作品。我有一个叫洪小波的朋友是你的读者，他很钦佩你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成长。

韩少功：作家的兴奋点很重要。让他兴奋起来的，开始可能是好奇，是名和利，还有生活中积累的冷暖恩怨。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到后来，马拉松一样的文学长跑需要持久动力，那就需要信念的定力和思想的活力。我读书并不多，聊感欣慰的是，我喜欢把书本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抱着怀疑的态度读书。读书不是读古人的结论。古人再高明的结论拿到今天来也可能是无用的。我们需要读出古人的生活，看他们是面对什么条件和环境提出什么样的见解，以便解决当时的问题，回应当时的现实，这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智慧。

孔见：也就是说，任何话语都是面对某种现实和谈话对象而说的，读书必须能够还原这种对话关系来理解所说出的东西，不然就可能把书读死了。因为换一种形势和对象，话就不能这么说了。法无定法，说的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韩少功：是的。除了读书，还有一个关怀半径。有一个作家对我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不起神，觉得没什么好学的，没什么要说的。我问他，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多的事情，贫困、压迫、暴力、死亡、伤害、对抗，等等，你都看不见吗？或者看见了你都心安理得？当然，那些事情都可以与你没关系，有关系那是你自找的，是你关怀的后果。这就涉及一个人的关怀半径。如果你的半径足够长，你就是一辈子不停顿，也想不完和学不完，成天有忙不完的事。

孔见：说到关怀，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传统，但关怀人是关怀人的什么东西？是物质生活上的嘘寒问暖，欲望上的满足和放纵？还是人性精神上的升华和进化？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不好笼统地谈论关怀。

韩少功：这一点问得好，很少有人这样问过。人总是受制于人的基本条件。比如说，在粮食有限的情况下，我吃饱你就吃不饱，你受益我就不受益，因此人都有利己的本能。但人还有恻隐，有同情，有感同身受，看见别人受苦自己也不舒服，这是因为人还有意识和情感等精神世界的活动，成为群体联结的纽带。就物质利益而言，人都是个体的；就精神利益而言，人又都是群体的。这就是人的双重基本条件。没有人敢说他没有自利的本能，也没有人敢说他从无恻隐和同情的心头一颤——即利他的本能。人的自我冲突，或者说半魔与半佛的纠缠，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看到街面上一些可怜人，但不能停下来一律给以帮助。看到一条流浪狗恓恓惶惶饥寒交迫，也没法把它带回家收留。我们会有一种罪感。在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因果网络里，恶因可能促成善果，善因可能结下恶果。比如，我们帮助一个人，给他一千块钱，但也可能使他变得懒惰，学会了坐享其成。那么这一千块钱是帮他还是害他？总之，一是我们能够做的很少很少；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因此我们会有很多视而不见，会有很多遗憾和欠账，如果说“原罪”，这就是原罪。

但我们也不能滑向虚无主义，不能说佛家“无善无恶”就是纵恶。康德说，道德是“自我立法”，并无什么客观标准。所以关键是你心中要明白：你是不是动了心？你是动了什么心去做这件事？我们对自己大概只能管住这一条。至于社会，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完全糟糕的，情况总在历史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在人性总体合力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三千多年了，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理想社会，只是不完美社会的不同变体。这不是什么悲观，是一种现实态度。我们的积极能动性表现在：当社会状况比较坏的时候让它不那么坏而已。我们不能实现天国，但我们能够减灾和止损。这当然只是局限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关切。至于在精神上提升他人，比如实现“六亿人民尽舜尧”，我觉得是一种美好的奢望。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

附　　　录（2）

孔见：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有些人之所以做一些不利于人，其实也不利于己的事情，可能是因为迷惘和困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和对的。也就是说是认识出了问题，并非品性的邪恶。因此，需要一种启蒙和警醒，一种“以心传心”。

韩少功：我们也许可以让他的行为符合某种规范，让他逐利时不那么狭隘和短视，但要让他生出佛心和圣心，那是另一回事。外因总是很有限的。《礼记》里说：“有来学无往教。”他自己如果没有道德要求，你的主动教育可能一厢情愿。即使有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前不久我到峨眉山，看到烧香拜佛的信徒很多。我发现有两种人占有很大比例，一种是穷人，生活绝望没有着落的；一种是坏人，脑满肠肥但紧张惶恐不安的，需要心理平衡和补偿。前一种人是求利益，后一种人是找心安，离真正的菩萨境界都还太远。我不会歧视他们，但也不会那么书生气，以为他们跪跪拜拜就有了可靠的道德。寺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内心的应急处理，管不了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