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一位正在北京外交学院进修的美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在《环球时报》上发表,谈了他在中国的一个经历和由此引发的思考。
一天,他的办公室飞进来一只鸽子。美国人受到的教育是“要求人们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于是他去追逐鸽子,又发动大家一起行动,希望把鸽子逐出窗外。但他的中国同事都不动,还劝他别着急,说鸽子自己会飞出去的。他本着负责的态度,打电话给大楼管理员,完了再来寻找鸽子,却发现鸽子已经飞走了,因为有中国同事在窗外放了些面包屑,把鸽子吸引了出去。
波澜不兴(3)
这位学者发现了东西方哲学的差异:积极地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其正面的意义,但有时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问题要多过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明白了中国人的无为而为并不消极,或者表面上消极,而实际上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面对“CEO究竟管什么”这个问题,韦尔奇说,人的选择,人的评价,文化的传递,大宗并购。其他具体的运转我都不管。
的确,“不管”带来的,是企业运转的稳健和秩序,老子讲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这个道理。治理国家就像烹煎小鱼一样,不能经常翻动,不然,这条小鱼就会禁不住折腾破碎掉,一道好菜也就泡汤了。
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理念,以此阐述他追求稳健的治国方略,说明放开管制、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至今仍为美国的管理界所津津乐道。老子的思想对里根有明显的影响。早在1976年,里根在宣布参加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就强调:“我们需要一个对人民的能力而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的政府。”“无为”的施政心态彰显无疑。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里根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个政府,不是我们这个政府拥有一个国家。除了人民所授的权力之外,政府什么权力也没有。”里根受命于危难之际,因为当时的美国经济低迷,人民对国家的前途普遍感到迷惘。而演员出身的里根,并没有商业活动经历及与之相应的经验,更没有掌握精深的经济理论。但里根在任期间,却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的颓势,降低了通货膨胀,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的最高经济增长率。
里根认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就是“问题”。那么,作为公司的管理者,你会认为自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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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1)
我们在前面谈到,水利生万物,滋润森林草木,森林绿地也输送点滴雨水反哺河水,双方形成一种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格局,从功利角度而言,产生了“双赢”的“合作均衡”。
观照水造就的这种“合作均衡”,会令我们汗颜,因为我们热衷于“博弈论”,常常陷入“非合作均衡”的处境。
经济学家在谈到“博弈论”时,常会列举“囚徒困境”的例子:两个人合伙作案被抓。检察官对分别关押的两个囚徒交待的政策是——如果都不招供,会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招供者会被判10年徒刑,不招者会被判20年徒刑;俩人都招供,都会被判10年徒刑。这时,两个囚徒都面临这样的抉择:都不招——无罪释放;对方招时,我招——都判10年;对方不招时,我招——我判10年,对方判20年;对方招时,我不招——我判20年,对方判10年。从共同的立场上看,只要两人都互相信任,共同坚持“盗亦有道”的互利原则,无罪释放将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两人都在想,如果我坚守原则不招而对方却破坏原则而招供,我不是亏大了吗?所以最后,两人都做出同样的抉择——招。
一场大战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硝烟过后其实并无赢家。
这种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及由此产生的都被判处10年徒刑的结果,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因为,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并不顾及其他对手的利益和社会效益。
表面上看,这种策略组合是由当事双方各自认为的最佳策略构成。实际上,双方都选择拒绝招供才是真正的最佳策略,因为这样才会使两个人都无罪释放,双方都获得最大利益。但是,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因为,这种改变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料的风险——万一对方没有改变策略呢?
这的确是一种两难选择。当个体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理性”选择时,结果却是整体的非理性。当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每个人都以利己的目的为出发点,结果既不利己也不利人,导致的最终结果是“纳什均衡”,对双方都不利。两个人在坦白交代或拒绝招供的选择上,都是首先想到自己,这样,10年的刑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是,如果两个人都首先替对方着想,就会选择拒绝招供,双方都会被无罪释放。
“囚徒困境”的内涵在于,对大家最合理和有利的做法是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但是,在商业交往中,如果一家企业不遵守游戏规则,那么与它合作的企业依然遵守规则的话,自然就会蒙受损失。权衡利害,后者最后也会选择违反规则。这样,双方都选择了非理性的完全竞争模式,这种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成为“纳什均衡”,一种“零和博弈”。结果如何呢?当然是你耍了我,我也得骗你,我不好,你也别想好。结果大家的交易成本大幅提高,形成“双输”的结果。
我们经常见到的恶性价格竞争,便是“囚徒困境”的“非合作均衡”的现实写照。恶性价格竞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低价倾销,即少数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利用自己在资金、技术、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长期独占市场,阶段性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第二种是低价混战,即有些中小企业,虽然不一定具有规模经济或技术上的优势,但却具有成本与经营上的优势,通过降低产品质量以迎合低消费的需求,或利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不易鉴别的特点,以次充好,进行低价销售,其他同类企业为了生存也只好加入价格大战,使价格一降再降,陷入怪圈。
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水平,无论是对提供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企业,还是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件好事。但是,在“囚徒困境”中,一旦某方选择了“非合作”而恶性降价,其他方再以同等程度甚至更为凌厉的降价攻势加以应对,各方均陷入持续的“非合作”僵局,恶性价格战不断升级,那么一场大战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硝烟过后其实并无赢家。且不说会危害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扰乱市场的正常价格秩序,单是对卷入价格战的企业而言,获利能力下降,疲于采取降价策略,必会造成整个行业在产品研发创新方面的“贫血”。
“温州企业生态模式”是什么样的?
行业自律或者同盟可以产生脱离“囚徒困境”的“合作均衡”的情况,不仅仅局限在某一行业、某一国内市场上。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出口部门的发展,而会对出口企业给予补贴,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出口退税和以优惠利率提供贷款。一旦外国采取了这种做法,那么本国也就得采取相应的举措。倘若不加以自律,那么结果可想而知,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各个国家的出口企业既有国家财力上的支持,就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