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去。你打个电话——他们记录我心脏有杂音就不打扰我了。”
“我不会打电话的,鲍利亚。我发誓!”
“母亲一施加压力你就会打的!”
“我当着母亲说。你听到吗,吉娜?儿子是寄生虫!我不会允许这样!秋天我自己给国防部打电话。会来人带走你。你到舰队去——那里的服役时间多一年!但是还有一个方案。”马卡尔采夫犹豫了一下,但是决定尝试提出交易。“你上了学院,我就给你买汽车。我和母亲勒紧裤腰带,但是我买。你要注意!我说的话算数。”
“你说的话在狗屎堆里!……”
但是一个月之后鲍利亚告诉母亲,就这样吧,他上学院。
“上哪一所,鲍勃奇卡?”
“莫里斯·特雷莎外语学院。听说过吗?我要当传话的。”
“什么什么?”
“翻译,母亲。”
“为什么偏偏上这所学院?父亲本来推荐了更有名的……”
“有谍报人员报告,这个学院里的女孩儿有看头,明白了?但是如果父亲要使劲的话,我就离开,就这样跟他说!”
“好的,好的,鲍勃奇卡!他连一个手指也不会动的……”
马卡尔采夫本想给校长打电话,但是妻子劝阻了他。千万别让鲍勃奇卡知道了,你会都搞砸的!父母的心情振奋起来了。鲍利亚疲劳过度了,他有神经衰弱,现在一切进入正常状态了。马卡尔采夫的儿子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很清楚!说到底,随他从任何学院毕业。等他不再胡闹之后,父亲永远会为他找到进入真正轨道的启动装置的。当鲍里斯成了大学生后,马卡尔采夫带回了香槟酒并说,他已经给厂长打了电话并且对方答应最优先地从自己的限额中拨出一辆汽车。一句话,满十八岁时会有许诺的莫斯科人牌轿车。
大学生把汽车当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对父母的态度,都没有改变。教材放在桌子上。他照旧夜里回家。如果母亲还没有躺下,她远远地能感到,他又喝酒了。有时候,早回来后,他会到厨房看一眼:
“法西斯分子不在?”
“不许叫父亲法西斯分子!”
“抱歉,夫人,我忘了!我会叫他‘纳粹’……”
他穿着皮鞋躺到沙发床上并一个劲地给朋友们打电话。传到电话听筒里的是掺杂着法语的骂人话,听到这些话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就开始偏头痛。
很快聚集起了五六个人组成的一伙。是上次没见过的新小伙子们。鲍里斯从厨房拿走玻璃杯并关上了门。从传到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那里的谈话片段里,她除了骂人话外什么也弄不明白。他们谈论的不是姑娘,不是政治,不是自己学院的事情,不是冰球。她觉着,他们就是在吸烟喝酒。有时她给他们送去吃的。他们不要,但是都消灭光了,在地板上留下脏盘子。他们向往去哪里?什么对他们是神圣的?几个小时地听着愚蠢的音乐,并且他们彼此无话可说。
“鲍勃奇卡,爸爸住院快一个月了。难道你就没有时间看看他?”
“不让进去看他,你自己说的……”
“早就让进去了。应该鼓励父亲……”
“什么时候让他出院?”
“医生们说,现在想都不要想。也许,过一个月……”
“那时我们就见面了。让他避开我休息休息。而我避开他。”
“我撒谎都不耐烦了,说你有课堂讨论、讲课、专题讨论会……”
“没关系,母亲!接着撒谎!他对假话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