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道。
我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我最近整晚都在修道院里,为《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做调查写文章。我告诉她,住在小隔间里,每天跟着早祷的僧侣们一起起来的新鲜感。
她点了点头。我不知道她是否完全听到或听懂了。之后她再次靠向我,开始说。
“曾经有位来自西伯利亚(Siberia)的僧侣,
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悲惨。
他吼叫着跳出了隔间,
和一位女修道院长私奔了。”
她说完了这首诗,便笑了起来,然后又坐回了椅子上面。
第二天,我在她于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市(Lexington)的另一个家里见到了她。我们一起去吃了自助餐,吃了很多注水的鳕鱼。她往咖啡里倒了一点盐,还以为咖啡是汤。我当时还带了很多她的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巴雷特写给她的信。巴雷特深爱着她,而且他们也很合得来。她把那包信放到她床边,来访的人们就会一遍一遍地念给她听。我们去吃自助餐之前,我随手拿了一把信件。我打开其中一封,放在桌子上,然后大声读了起来。
这是巴雷特在我外祖父于1984年去世后不久写给她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表达了他那巨大的悲伤。“如果一切顺其自然,”他写道,“那您也会先于我死去,到那时,我的心就真的碎了。”
但一切并没有顺其自然。巴雷特在写完这封信的三年后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外祖母那位同叫巴雷特的弟弟,死的时候也很年轻。
我又给她读了很多信,在我离开之前,我提醒她昨晚背诵的那首关于修道院的诗,问她是否还知道一些其他的。
她停顿了很久。
“曾经有个大胡子男人,
他说我唯一害怕的……”
她的声音逐渐变小。
她已经不记得结尾了。
卡尔·普里布拉姆的视线回到了我身上。“所有人都很喜欢比尔,”他说道,“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他停顿了。
“但是。”他说,然后又停顿了。
我靠得更近了,等着听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在普里布拉姆刚开始他的事业时,他经常与别人发生摩擦。比如,1948年,在决定是否要聘用他去耶鲁的实验室时,约翰·富尔顿就问了保罗·布西的意见,布西用一段精准的概况回应了富尔顿。富尔顿在记下普里布拉姆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奥地利细菌学家的儿子”之后,又描述了普里布拉姆在医学院时在布西手下实习的那段岁月,据布西所言,当时普里布拉姆“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不成熟。他的行为很容易激怒很多人。他就像一个永远矮人一等的小孩子”。布西也记录说,普里布拉姆“并不愚蠢,而且在神经学和神经外科学方面造诣很深”,但是也强调说“大多数人都会被他个人的行为方式所激怒”,而且“只要出现任何困难,他就会朝你或者实验室的其他人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