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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揭开垄断大幕（第2页）

由于父辈的交情，亨利对梅丽的家世和人品自然无可指摘。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梅丽身上犹太人的血统。众所周知，杜邦家族始终重视纯正的血统，为了维护这一点，他们甚至经常在表亲之间缔结婚姻，现在，这种状况亨利自然是难以接受的。但面对拉蒙，他既不愿意阻止，也不忍心破坏。

1869年10月13日，拉蒙·杜邦和梅丽·贝琳举行了婚礼。结婚后，他们很快有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取名叫皮埃尔·S·杜邦，他的名字和拉蒙的曾祖父一样，小儿子则取名为小伊雷内·杜邦，与拉蒙的祖父相同。这两个孩子将分别成为杜邦公司第六任和第七任高级合伙人。

成为父亲之后，拉蒙越来越倾向于考虑家族的发展和传承。他逐渐发现，叔叔亨利的个性中有着骄傲与固执的一面，总是希望凭借“正大光明”的实力和质量来击败对手。但与此同时，拉蒙注意到在1870年美国政府公布的工业普查数据中，杜邦企业的生产效率在全美所有火药生产厂家中是最低的，整个家族企业如同体型庞大的巨兽，虽然看上去强大凶猛，但灵敏度却在逐步降低。

拉蒙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应该归结到亨利领导作风的负面影响上。由于亨利掌管企业的时间越来越长，整个杜邦工厂已经被完全按照其个人的理念和习惯改造，成为超级稳定的体系，没有任何人敢于对其提出挑战，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因循守旧。

例如，为了按照规矩做事，工人们在生产中不得不绕远路运送原料和产品。又如，在动力方面，亨利始终不太愿意接受蒸汽机，而是坚持使用父亲遗留下来的水力机器。在1870年到1874年之前，拉蒙努力劝说之下，亨利才同意增加了七台蒸汽机，此前，整个公司只有三台。

同样，拉蒙对亨利的管理思想也持有批评态度。1877年12月，他向亨利提出了几项改革建议，其初衷是为了减少亨利对企业的独裁，转而能够让家族生意的其他合伙人——包括亨利的两个儿子阿尔杰农和威廉、拉蒙的堂兄尤金和弗兰克、以及拉蒙自己，都获得更多的管理权。同时，拉蒙还建议，即便不是家族中人，只要是企业的合作伙伴，也应该获得高薪。

对于这些中肯的建议，亨利从没有明确拒绝过，但更没有表现出同意。

他采用了“鸵鸟式”的态度，打算将矛盾隐藏起来，避免影响表面的团结与稳定。然而，对于生产技术革新理念的冲突，亨利却始终无从妥善应对。

早在内战末期，杜邦公司就被北军的海军兵工厂委托制造破坏力更大的棉火药，拉蒙对此很有兴趣。但亨利却坚决反对，他说：“17年前，我哥哥阿尔弗莱德留下的实验记录，证明了棉火药的高危险性。我必须要遵从他的遗愿，坚守黑火药。”

棉火药的诞生历史，要远溯到1830年。当时，一位法国化学家将硝酸放入棉花中，发现具有强大的爆炸力。1845年，瑞士巴塞尔大学化学家弗里德里克·休因拜尔，将硝酸渗透到棉花内，制作成了高爆炸药。此后，英法俄等欧洲强国，竞相进行类似研究。

在白兰地河畔的阿尔蒂尔工厂，拉蒙的父亲阿尔弗莱德·杜邦也进行过棉火药的试验研究，但他很快宣布了该产品的危险性，并停止了生产。因此，当内战爆发时，南北双方都没有使用这种新型火药。

亨利原本以为，禁止了棉火药的生产，拉蒙或者其他年轻人，就不会被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所“迷惑”。但他没有想到，在大洋的那边，另一种更强烈、更崭新的火药技术，正悄然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

长子献祭

当历史研究者谈到19世纪末杜邦所面对的多种机会与随之而来的内部分歧时，硝酸甘油是注定无法绕过的词汇。正如这个名闻遐迩的家族日后所将演变成为的那样，硝酸甘油在此时就已经表现出天使与魔鬼融于一身的奇妙特征。

1847年，意大利的罗马，化学家索布雷诺正在向同行们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报告的末尾，他饶有兴趣地介绍了自己在研究实验中无意获得的新发现：用硝酸和硫酸对甘油进行处理，能够得到一种黄色的油状透明液体。他将这种黄色的液体，命名为硝化甘油。面对听众们有所探询的表情，索布雷诺坦诚地说道，这种物质究竟有什么用途，自己目前还没有发现。

不久之后，暂时空闲下来的索布雷诺决定开始研究硝化甘油。一天，他将浓硝酸和浓硫酸的混合液，直接倒入一大杯甘油中，并拿起器皿迅速搅拌。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索布雷诺耳边传来一声巨响，手中的实验器皿被炸得踪迹全无，满手满脸都是鲜血淋漓。

闻声而来的学生们七手八脚将索布雷诺送入了医院，由于抢救及时，身体尚未有大碍。静心养伤的一个月时间里，索布雷诺依然没有停止思考爆炸的原因。

身体痊愈后，索布雷诺做好防护措施，又着手开始实验。由于做了充足的防护，这一次的爆炸虽然依旧猛烈，好在没有人受伤。接连几次试验之后，索布雷诺终于发现了规律：硝酸和硫酸混合后，通过在甘油底部的沉淀，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物质。这种物质在外力作用下，例如强烈的搅拌震荡，或者是撞击，就会立即发生猛烈爆炸。

索布雷诺不敢再将实验继续做下去，他害怕会由此开启恶魔的大门。随后，他改变了研究方向，发现硝酸甘油在高温时释放出的一氧化氮，能够治疗心绞痛。天使的大门由此被打开：两年后，硝酸甘油片研制成功，并成为治疗心绞痛的特效药。至今，硝酸甘油片依然是心绞痛患者随身必带的药品。

硝酸甘油用于炸药的研究并没有停止，瑞典科学家阿尔弗莱德·诺贝尔接过了索布雷诺手中的“棒”。在不断的失败实验中，他失去了父亲和哥哥。最终，他意外发现，硝酸甘油和硅土混合后，爆炸威力不会减少，但生产、使用和搬运都变得更加安全。此后，又经过无数次的实验，诺贝尔用木浆代替了硅土，制成了新的烈性炸药——黄色炸药。

黄色炸药在性能上远远超过传统的黑火药，其爆炸威力是后者的数倍以上。由于诺贝尔解决了其生产和运输的问题，当杜邦在1866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黑火药制造企业时，诺贝尔开始在瑞典批量生产硝酸甘油炸药。由于他进一步发明了爆炸雷管，黄色炸药得以进一步流行，铁路与轮船将这些产品陆续带到欧洲各地，随后又传播到美国。

这一次，亨利再也无法阻止拉蒙对黄色炸药的熊熊野心了。他曾经影响过整个美国火药行业，但却并不可能左右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因为美国人很快就确认了黄色炸药的优势，拉蒙·杜邦则是其中的第一批。

一直以来，拉蒙都在尝试对烈性火药做出改进。此时，他虽然也同样承认硝化甘油火药的安全性尚未过关，但却意识到这种新型火药产品对于家族企业发展的未来将非常重要。

与侄子相反，尽管多次听见拉蒙陈述黄色炸药的优势，但亨利依然坚决反对进行试验和生产。显然，无论从情感上还是利益上，亨利对硝酸甘油火药的态度都是非常反对的。和以前一样，他坚持认为，杜邦家族只能生产黑火药，为此，他多次公开批评甘油火药的危险性远超过黑火药。

拉蒙决定自己行动，带领整个家族企业朝向新目标前进。

1875年，在一场激烈的低价倾销战之后，拉蒙以胜利者的姿态入主加利福尼亚公司，获得了其43。3%的股份。起初，亨利对此非常高兴，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件骨鲠在喉的事情：在这次收购协议中，拉蒙投入了100万美元，用于购买该公司的赫尔克里斯牌甘油火药产品专利权。

正因为知道侄子对自己的质疑，亨利对此感到格外愤怒。在他看来，花费上百万美元投资于这种不安全的产品专利，简直是疯了。但当他冷静下来，发现木已成舟，撕毁协议只会导致更大的赔偿。在生意面前，这位骄傲的“将军”终于选择了妥协，他勉强同意拉蒙可以继续购买和使用甘油炸药的专利权，但前提是，他必须从本家族企业中辞职。

1878年4月，拉蒙坚定地离开了杜邦公司，在最后的几个月中，他将自己手头的业务完成并进行了交接。随后，他去了新泽西州的汤普森岬，与威尔明顿隔着特拉华河相眺望。在这里，拉蒙终于实现了事业上的夙愿，他兴建起一家名为“雷帕诺”的硝化甘油炸药工厂。1880年5月，这家工厂开始对赫尔克里斯炸药品牌专利的正式收购，拉蒙从火药贸易协会中的三大巨头杜邦、哈萨德和拉福林·兰德手中筹集了预定的100万美元。由于杜邦拥有哈萨德的股份，因此杜邦在拉蒙的公司中占有了三分之二股份。而拉蒙虽然不在家族企业工作，但仍然是杜邦企业的合伙人，通过这种方式，他间接持有了雷帕诺六分之一的股份。

为了在雷帕诺获得充分的话语权，1882年，拉蒙通过股权置换，将自己在雷帕诺的股份扩大到三分之一。拉蒙认定，自己的事业发展将紧密寄托在雷帕诺和黄色炸药上，而这两者都将前途无量。

1881年，雷帕诺生产出300万磅的硝酸甘油炸药。考虑到是正式开工的第一年，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通过试生产，拉蒙意识到自己需要面对更多新问题。例如，制造硝酸甘油产品而产生的有毒副产品，从工厂直接排放到了特拉华河流域，渔民们抱怨这些废液对鱼类产生了严重危害，并因此将雷帕诺告上了法庭。虽然公司最终出面解决了这次诉讼，但拉蒙意识到想要扩大生产，就要着手对废液的再循环利用方法进行研究探索——这是一个世纪之后，杜邦公司掀起企业环保主义浪潮的先声。

然而，拉蒙·杜邦的所有努力，都会伴随着他追逐新时代的梦想，令人扼腕地永远停止在1884年3月29日，一个周六的早上。

这一天，拉蒙来到实验室，准备着手研究如何解决废液污染问题。他今天心情很不错，期待着能够看到想要的工作结果。刚坐下来不久，一个工人就冲入实验室，慌张地报告：“先生，先生！厂区的硝化甘油起火了！”

拉蒙心头一紧，他知道，放在附近储存仓库的硝化甘油，有整整900千克，如果发生意外，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实验器皿，低沉地说道：“快跟我来！”

冲进库房，拉蒙顿时惊呆了。眼前的景象让他难以置信，熊熊的火焰在盛装硝化甘油的金属桶上不断跳跃，整个厂房都弥漫着燃烧而引发的刺鼻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