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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报告文学的现状考察（第2页）

报告文学不单提出了小说一时尚无法得到的话题，同时还开始了对既已提出的话题的建设和深入，报告文学作家准备调配人人事事来说明自身及其思想。我们期待着更大奇迹的发生。然而，更大的奇迹并没有发生。

我们倒是看到，今天的报告文学极其敏锐地提出了话题，但经过思想和理性的再三犹疑之后，最终还是被迫放弃和回避了话题本身。我们并没有看到对话题应有的深入。我们还看到，话题在不断改换和更迭，而内蓄的思想光芒和理性力量并没有得到必然的延伸和拓展，呈现出主体不变而客体变动不居的尴尬情形。

我们不能不忧心忡忡：当渐趋贫弱的主体思想被动地应对不断涌现的话题时，而当读者们对提出的话题失去了往常的兴致时，报告文学将走向何处？

在今天报告文学的深层结构里，涌动着类似以往小说躁乱而焦灼的心态，这极大影响了报告文学对实践本体的深入。我们是应该有必要细心打量断然舍弃习惯运思方式之后的小说创作了。

它对当代整个文学活动的展开，或许会有更多的启示。

小说创作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小说家在取得新的运思方式，而报告文学作家尚不清楚他们新的作为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被报告文学的轰烈潮流裹挟而去，能静眼关注今天的小说，我们将看到小说的现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情，小说家们新的作为正期待得到人们新的认同，也正需要报告文学作家们认真审视。

曾经有论者用“喧哗与骚动”来涵盖前些年的小说创作和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说“喧哗与骚动”，是为了标明以往小说创作的主题、创作的主体情绪及在读者层中的反应。但是，“喧哗与骚动”实际上也预示了小说及其阅读喧闹与窘迫的深层困境。显然，小说创作必须要做出自觉调整。因此，我们评价今天的小说，应该是从小说是否摆脱“喧闹与窘迫”上进行立论。

那么近年来的小说进行了哪些新的调整呢？

在我们看来，今天的小说与前些年的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小说的运思方式有了新的改进。在所表述的内容上，以往的小说，如同今天的报告文学，习惯于用人物、事象来塑造创作者的主体性格，强调主体人格对证明自身价值的极端重要性。人物、事象，包括活跃在故事情节中的内在冲突，都被创作者符号化。创作者的思想和才智，被认定是小说的客观描述内容。创作的危机也恰恰潜伏在这里。

今天的小说，开始了把创作运思回归到现实及其存在的“原生”状态中。朱晓平、李锐、李晓、刘震云、刘恒等一批小说作者，在创作中，力图淡化创作主体本身，让读者直接面对个体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的现实状态。一种努力克服创作主体本身的局限，让读者有可能较为完整地思考个人和社会现状的运思特点，出现在小说创作中。创作者依靠小说事实在与读者建立一种平易、亲和的联系。我们看到，《新兵连》所要复现的是过去人们曾经有过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作者对过去生存环境的评价态度。

这种做法较之以往，更易让读者从容而清醒地看待历史和现实。

再如刘恒的《伏羲伏羲》，不再像以往的小说用一个话题夸耀自己的经验、阅历，而是冷静地检讨个体与社会的纠葛，让人读后能平和地获得开放的视野。近年来的小说，强调小说呈现的事实本身，而不是独独看重自己的主体人格的呈现，正在为更多的小说家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们的一种理智的抉择。

另一方面，今天的小说家们也正在改进作品的传达方式。以往的小说受主体人格的驱使，习惯于用才思代替对经验的占有，因而在传达方式上易于用“自言自语”的技艺来胁迫读者阅读。

今天的小说在强调读者接受小说事实的同时，注重了对事实的通俗传达。在李晓、刘恒、周梅森等人的作品里，我们不难见出强烈的通俗化意味。所谓“通俗化”叙事，其实是以读者的视角进入叙述。例如《天桥》，作者的立意在于，通过对母亲遗骨的寻找来探究个体人生命运发生的契机。作者让我们饶有兴致地走进了“我”的寻找过程，以及“我”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寻找的历史反顾之中。在我们追随作者完成这一系列寻找的同时，一种对个体命运、生存价值及其应有评价的感慨便油然而生。作者在描述寻找过程时，无疑体现出了浓厚的通俗化意味。当然，通俗化意味只是作为一种叙述手段在起作用的。运用它的目的，在于用这样一种传达方式，使读者更主动地体味作品的内涵，是为了使小说的事实及其立意得到最广泛的认同。这一传达方式的特点在于，用读者乐于接受的叙述手段，去复现对现实状态的完整感受。

同时，我们清晰地看到：今天的小说创作，强调了创作姿态上的改进。以往的小说家习惯于居高临下，着意强调主体与叙述内容的主从关系；同时也习惯于作旁观状，有意疏远主体与叙述内容之间本已产生的联系。今天的小说家则强调创作视点的平移和下沉，强调对人群和现实的关注和渗透，他们力图重建与人群曾经有过的联系，力求通过主体这一支点承载起现实的丰富内容。今天的小说家所要完成的不再是自身，而是一份包括自身在内的事实。

创作视点的转换，创作姿态的变化，叙述内容和传达方式的改进，这正是今天的小说不同于以往的新变。而当我们反顾今天的报告文学时，就不能不认为它从以往小说中所承继的负载过于沉重，它也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必要的启示

今天的小说与报告文学在社会效果上的反差，有着内在的文学动因。我们必须从文学活动本身来把握这种反差。否则，我们将无从理解它们各自已有的深入和窥测各自发展的文学前景。

在小说与报告文学的表层反差之后，存在着文学深层结构上的认同和调整。我们对反差的分析，不能过分倚重文学的外部效果，从而丧失文学批评的分析特性。

当我们深入到文学活动之中时，我们看到报告文学对小说在运思方式上有着明显的继承性。这是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但对报告文学的这种实用性选择，文学自身应该有其清醒的认识。

文学的现实效果与文学活动自身的演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我们展开对今天小说的正面评价，旨在强调报告文学应该进行文体的自觉调整。

报告文学和小说的创作者，应该完善其更内在于艺术的创作心态，从而走向一个更为宏阔的发展前景。

写于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