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尘埃心性在,
落花声里辨梵声。
今生前世永宁情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永宁镇是著名的侨乡,大约是我在中国侨联工作的关系,志峰兄嘱我为《永宁百年文学作品选》写些文字,我有些惭愧,因为从来履迹不曾至此。但是从明代军制的史料中早已对它耳熟,它的名气和地位甚至大于与它同名的北京永宁古城(今永宁镇)。一南一北的两个地名都与明代军事防卫部署有关,北京永宁在明初称“中所屯”,为屯兵之所。明成祖时大批迁徙山西百姓至此。
福建石狮的永宁,是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防御倭寇,设立了军事单位“永宁卫”,是沿用了南宋置“永宁寨”的寓意。卫之下设中左(厦门)、金门等五所及三个巡检司,起到了抵御外寇、缉剿海盗、保障海上交流和经贸交流的重大作用,其贡献应该受到史家的重视。其与天津、威海一时成为明代著名三大卫。
抗倭名将俞大猷是晋江人,曾以千户军职镇守金门,是有明一代轻裘纶巾式的儒将,有诗集《正气堂集》传世。但又武术高超,又是军事理论家,著有《兵法发微》《续武经总要》《剑经》,发明对付倭寇的战车等兵器,曾于永宁大战倭寇,使我们今天仍然值得为此扬眉引以为傲!俞大猷一生坎坷,我很喜欢他的这句诗:“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他在永宁的事迹也很值得浓墨重彩去大书一笔。
而永宁能有今日的风貌、人口的繁衍和兴隆昌盛,则应仰赖明代的军户和卫所制度,无此则不会有这座已有600年历史的美丽城镇!
明朝兵役继承元代世袭军户制度,即百姓一户男丁供应军差者,隶属军籍,入卫所者“充军”,未入者编入里甲,地位低于民户。军户世袭,身份永远不能改变,而卫所则是明代军队的编制单位。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374年),将10年前草制的卫所制度正式修订实施,一般卫为5600人,卫以下编制大致是千户所千人、百户所百人,再下总旗50人、小旗10人。一般一郡置所,连郡设卫,在卫前署以地名,如永宁设卫,则冠以永宁卫。明代卫所数目记录每有增加,若按《明史》卷九十《兵志》卷二记:时内外共336卫、63千户所。这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正式统计,入军数超过120万人。《简明中国军制史》则认为“这时应该在180万以上”。永乐年的入军数则达270万名,那相应设置的卫所也必然有所增加。
卫虽然基本固定由军户中一丁(称军丁)入卫当正军(也称旗军),但军户中有时还须出“余丁”一人随正军入卫,佐助正军供给。这就是说5600名正军的卫加余丁,全卫可达1。2万人。
明代军制规定军丁入卫,江南、东南由江北、西北军丁解往,江北、西北则由江南、东南调拨。而且妻儿按军制也必随军丁起解入卫。按军丁家属最少平均两口计,那解往永宁卫的全卫正军及家属、余丁总计起码应至少有2。5万人。这还未计余丁家属。明代规定,卫军严禁独身不娶,因为军籍世袭,有为国家生育下一代军人的义务。军户女子也禁止出嫁民户。
从理论上讲,当年调拨永宁卫的正军、余丁及家属应在3万人左右,而且是西北或江北人。这是福建全省兵力及家属人口最众多的卫所。
遥想600年前,旌旗漫卷,车马如流;风餐露宿,携家带口,击楫过江,来到永宁。筑城而居,枕戈待旦,肩负起保家戍疆的职责,养儿育女,将军户家族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
永宁人应该继承了先辈坚韧、勇武、强悍的基因,具有善于打拼、敢于闯荡、四海冒险的精神,读集中白刃先生《念故乡忆永宁》一文,说“从各个宗祠匾额来看,全是从北方移民移来的”,有河南、山东、山西、甘肃等,大约应是军卫调拨来的后裔。因而民风强悍勇猛好斗,各姓械斗不绝。更不惧官府,白刃先生曾亲见过民初时百姓聚众击退骚扰的官兵,砸毁欺凌乡里的盐卡、警察所。可见风气之悍,其来有自,官兵警弁亦非对手。白刃先生还谈到永宁奇俗“相扛”。每年冬季某一日下午,以村划分对手,先由儿童互掷石瓦混战,再由永宁街青壮和黄昏前出海归来的渔民对战,手执木槌长杆石头,生死不计,无怨无悔,各不追究!这等彪悍刚烈视死如归的民风,除了军人的血液汩汩流传,哪个可及!
这种性格当然也使得很多人不甘忍受土地的贫瘠,漂洋过海,凭着坚韧强悍,胼手胝足打拼,养家糊口,汇款回乡,有很多人致富成为“番客”,永宁也成为著名的侨乡。
书中的文章抒发了百年永宁的历史画卷,描绘了她的风情和沧桑,使人们得以感知永宁,了解永宁,并得以为永宁保存了流芳永久的乡土档案。书中的文章作者大多是永宁籍人,也有曾在这个三面环海的地方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所以文章往往情溢于字里行间,飘散着对故乡的一往情深、一腔眷恋。有的作者名字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如白刃先生,是我所在的杂志早已退休的老社长兼总编辑、著名归侨作家黄浪华先生介绍,成为我的作者的。他的代表作是《兵临城下》。读了他在集中的文章,欣然得以受益。永宁名人各界皆有,据说是董桥也是该地人氏,他是在华人圈中颇享盛名的作家。
中国有着悠久深厚的地方修志传统,《永宁百年文学作品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修志,是用文学的笔墨记叙永宁的历史。对永宁而言,地因书记,史因书传,是遗泽后世的幸事!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我的《清朝,被遗忘的那些事》这本小书使我有些感慨,也有些忐忑。我非清史研究专家,只不过一直喜欢清史。1980年始应中国新闻社专稿部之邀,为香港《华侨日报》撰写专栏文章,用笔名“周简段”,写过一些短文章,本书选录了若干篇。另外长期主持副刊,或应其他报刊约稿,也写了一些长短不一的文章,现在经遴选,分若干类,结辑成书,很期望得到专家的指正。虽然不免浅薄,但是敝帚自珍的心态,也许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是“积习”所致。
受父辈影响,自少年时代即喜诗词书画、读闲书,尤嗜爱清末民初掌故,读了大量的野史类的笔记。20世纪70年代我初中毕业即参加工作。中期以后,恢复高考,我以为梦想可以实现——报考北大历史系。但那时规定报考须由单位批准,而领导只允许报理工科,只好选择服从——因为以为领导是善意,是想青年人学业有成后回到原单位。但是后来发现一位女同事报考文科居然获得批准,悄悄复习继而考上大学,离开了单位。这使我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直到现在,我仍然没齿不忘。如果我考上大学,一定是会走进另外一个房间。
此后,曾想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父还专门请来他的朋友、博学的王以铸伯伯对我进行考察。王伯伯认为我的文史水准等同于民国时期的高中生,只需加强外语,颇有希望。虽然先父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俄语教授,但我的外语水平实在可怜,故此绝了念想。
由此发奋自学,希望改变人生道路。萌生模仿“二十八画生”
的故事,以“嘤其鸣矣,求其发声”,觅三五有志青年,切磋砥砺。那时的社会风气,还未到无学历几乎无法生存的地步,鼓励自学成才。因而我在1984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自学征友”刊登启事,希望得到指导和交流。从启事内容看,那时自己对清末民初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爵职服饰大有兴趣。现在看来,没有导师指点和系统专项的读书何其难矣。产生的效果只是每天收到大批来信,徒费精力,收效甚微。当然,自1975年我已在《诗刊》《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等报刊不断发表文章,似乎被视为自学成才者。1983年3月7日《北京晚报》、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杂志,都刊载了我谈自学的心得小文,但终归是杂而不精,未能走上学术研究的专业之途。但凭此文章小技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初中毕业生的学历免试进入报社做了编辑,也许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我始终对文史充满着兴趣,我至今购阅的唯一一本杂志即是《文史知识》,25年不辍至今。一有闲暇就披阅有关文史书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是我时常检阅的典籍。史学大家司马迁、顾炎武、章太炎等都是我私淑敬仰的人物。但余生也晚,命数如此,不能做“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通才,更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著述,但始终服谓龚自珍“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章太炎“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的铭训,故时常灯下掩卷,有感而发,写些杂札随笔。
我关注清朝,这是一个不同于之前任何一个时代的王朝。清朝开疆拓土最广袤,各民族最亲密向心,最能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统治者家教最严、教育程度最高,典章制度最完善,不断接受西方科技文明,等等。当然,也是最受列强欺凌的王朝,奇耻大辱不可胜数,也产生种种弊端积重难返而走向末路。
而我们出版的书籍、影视剧常常戏说,贻误后学。这是很令人痛心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我们自己不珍惜、不尊重自己的历史,所谓爱国,何止空谈?举例说,对自己老祖宗的糟蹋,诸如对历代正史及皇帝尤其是清朝一些皇帝的“戏说”,为世界各国所罕见,谬种流布,夫复何言?历史非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我的这本小书,不敢匡正如何,实为像南北朝陶弘景所云:“一事不知,以为深耻”,读史养气而已。如能使读者有所会意,则幸甚至哉。
这本小书承蒙我尊敬的李国文先生赐序,十分荣幸。他不仅是小说大家,也是文史大家,通读“二十四史”,有若干专著,对历史有着极悟彻的慧眼。载涛先生之子载仕(金从政)、顺承郡王后裔金诚两位先生读了部分书稿,写下言简意赅的鼓励,也使我十分感激。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天潢贵胄”,他们两位老先生对清朝更会有迥于常人的认识与感慨。两位都写过有关清代历史的文章和出版著作,我从中亦得到过教益。本书书名请雍正第九代孙爱新觉罗·启骧先生、惇亲王第五代孙恒德先生题写,一并致忱。也要感谢张陵、吴志实先生的关心,李亚梓女士的辛苦劳动,才使这本谫陋的小书得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