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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说话（第4页）

我也越来越明白，家乡是烙在你心灵的印迹，抹不去，擦不掉。那是与生俱来的文学营养之地，早已深植在你的血肉里。

从湖南到海南，到深圳，再到北京，每一个停靠的地方都令我从陌生到热爱，到深入骨髓的影响，我无法不将它们当成又一个家乡。从这样的家乡概念来说，湖南、海南都是我的家乡，我的故乡。深圳，虽然停留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但它给予我的冲击却有着别样的意义。它为我打开了一扇更宽阔的窗户，让我看到辽远的方向。

我的文学成长的经历，与我生活的迁徙地图密切相关。

湖南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生命的根，是我文学梦萌芽的地方，是我创作的起点，而且它一开始便给了我走近文学大家的机会。那是1986年，我在湖南冷水江市报社副刊部当记者，正好省里下来一个作家采风团。那时的文学湘军很厉害，团里有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莫应丰、古华。我跟团采风，采写的文章深得认可。莫应丰、古华直言我“很有灵气”。受到如此鼓励，我便跃跃欲试。不久后，我创作了微小说《诱惑》，发表在湖南当时名头很响的刊物《主人翁》上，随即被《微型小说选刊》转载。之后写诗歌写小说，灵感泉涌，激情四射。我那时还读了鲁迅文学院的函授生，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作为习作，有位兄长读开头读得直拍桌子，连声说“好”。

海南是给予我生活积淀和精神滋养之地，是我精神生命的故乡，我在这里迎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1988年，我随海南热潮南下旅游，却意外地迷上海南，并很快在海南立足，成为《海口晚报》“阳光岛”的副刊编辑、记者。之前的生活渐渐在心中沉淀，海南全新的奋斗又渐渐成为深刻的体验，我的创作激情如海潮汹涌。1991年，我在《海南特区报》发表了《我与母亲不相生》竟被《散文选刊》转载，着实让我大受鼓舞。1992年，我的2000字的散文作品《没有爱情》，激情率真，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海南开发报》发表后，可以说是热透了海南岛。这篇散文对情感的拷问像导火索一样引爆了人们的情绪，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情感话题讨论。这样的反响是始料不及的。后来海南流行的“海南岛没有爱情”“椰子树下无真情”一说，就是这篇散文惹的“祸”。之后，我的散文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拾，发表了《寻找爱情》《我们不哭》《纸屋》《干枯的鸟》《我的小鸟儿飞了》，以及“特区女人系列”等作品，皆引人共鸣。于是，有青年评论家称之为“王子君散文现象”。现在回海南，有时还会有文友谈及那些散文。

《没有爱情》是我到达的一次全新的创作境界。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实现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创作的状态蜕变。1993年，我以“没有爱情”为书名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94岁的冰心先生在病榻上为我题写了书名；1994年，我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1995年，我出版了散文集《倾听诉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那时的中国作协会员可谓是凤毛麟角。我还当选为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成为海南青年文坛的一面旗帜。不光在海南，同时在辽宁、江苏、山西、陕西、深圳、河北、北京等地拥有许多粉丝，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真的像雪片一样……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我感觉似乎只有长篇才能盛载我对于海南生活的感悟。1997年，我开始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太阳》。几经周折，2001年，《白太阳》由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坛品牌“布老虎”出版。而因为创作和出版《白太阳》，我离开海南到深圳，又从深圳到了北京。

《白太阳》未出版之前，一家颇具实力的影视公司买断了电视剧改编权；《白太阳》一上市就进入热销状态，很快印至7万册；紧接着，《白太阳》的繁体字版出版，和王跃文的《国画》等作品进入香港“中国最畅销小说”丛书。签名售书、媒体采访、与读者面对面等活动接踵而来……北京，如今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0年。应该说，它是我现在的家乡。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从东四环到东三环，再到二环，再到五环外，漂泊和前行的意义和价值越显越明。在这里，我经历生活的跌宕起伏、成熟思想、独立人格。北京在文化大视野上对我的引领是空前的。在文学创作上，它更是促成了我从“小我”到“大我”的飞跃。

我是幸运的。一路走来，我得到了一大批师长、前辈、文友的支持、提携和指引。除莫应丰、古华外，还有谭谈、韩少功、周明、冰心、林非、陈慧瑛、高洪波、陈建功、王宗仁……以及海南师范大学的一批学者教授……王波：说说您对文学的理解及童年视觉的初期写作。

王子君：文学是神圣的，必须以真诚的、虔诚的态度对待。文学是用语言文字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和主观认识的艺术，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的语言文字艺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他们通过这个艺术再现与升华自己的生活积累，反映自己的独特心灵世界。

我最初的写作启蒙是一个表姐带给我的。表姐喜欢读书，偶尔也写诗，但她写诗只为一时兴起，从不投稿。那一年我13岁。县城发大水，家住河边的表姐家漫进了河水，积水深过膝盖，家具浸泡在水里。全家人站在屋外地势高处，手足无措。其他河边人家也纷纷逃到街上，望着河水叹息。表姐带我到一处地势较高的岸上看夫夷江，看河水在她家屋脚那儿来来回回地冲涌。她突然高声朗诵道：“啊！我往日清澈澈的夫夷江水啊，请问！你的烈怒究竟从何而来？你又要怎样才能停歇？！”我震惊地看着她。她说，来了灵感。我猛然醒悟，我们在课本里读诗，诗原来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灵感”就是突然而至的思维冲动感觉。后来我读到舒婷、北岛、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作品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表姐即兴而做的几句诗。

高中阶段，语文课老师叫蔡镇楚。蔡老师是下放到县里的教师，后来成了湖南师大的中文系主任、著名的汉语言文学专家。他的开场白讲的竟是县城的地理。他指着远处的一座山峰，说：“你们看，那是金紫岭，是我们新宁县的第二高峰。

它是越城岭山脉安放在县城东边的屏障……”蔡老师的话一下子抓住了全班同学的注意力，县城和金紫岭的地理形象一下子就印进了脑海，我受到深深的触动。后来，我意识到，这便是散文的语言，是文学的表达。

表姐和蔡老师便这样不经意地让我感受了写作、文学的最直观的感染力。懵懂中，我明白了写作需要灵感、激情的迸发和形象的描写。这种启发影响到我的作文。写梦，写一堂生动的课，写一个熟悉的人，写一次郊游活动，我都写得与众不同。蔡老师很喜欢我的作文，认为我有文学细胞，我会是个有出息的弟子。我的《白太阳》出版后，和几位同学在长沙去拜访蔡老师，蔡老师高兴得不得了，说：“没想到我的弟子中出了个作家！”后来，我的高考成绩不理想，只上了师范学校，但语文是全师范第一名，而且一入校就被吸纳进写作组和校团委。

真正进行创作，是在18岁后。我记得写的是散文诗，有激情，有梦想，有孤傲，有忧愁，都是些年少轻狂孟浪的心思。

王波：结合文学大师们的写作，谈谈您对心灵故乡的理解。

王子君：心灵故乡，就是一个人心灵隐秘的精神源泉，是给予他人生启迪和精神成长或学术滋养的地方。“吾心安处即故乡。”以我的经历，对于故乡的理解，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心灵故乡，其实也是跟着生活的故乡而建立起来的，只是因其对自我成长的影响深远程度而有所区别。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他们体验生活、体验生命思想独立的过程，就是一个建设新的心灵故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文学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在这个家园里，是自由的、独立的、充实的、安定的，不需要伪饰的，心中有光亮有憧憬，生命有寄托有盼望。

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必然给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留下深刻的印迹。所以，有些作家受家乡文化熏陶深重，喜欢把家乡当作他写作的区域背景。比如莫言把虚构的故事发生地放在家乡山东高密；贾平凹将家乡陕西商洛写了个底朝天；日本、英国是岛国，日本、英国作家的作品里总是有大海的气息；俄罗斯作家则少不了对森林、冰雪的描写。

文学地理一般分为真实的地理和虚构的地理。真实的地理，他可以把现实地理搬到作品中去，也可以把现实地名镶入书名。虚构的地理就是虚构一个地名作为故事发生地。但这个虚构地名其实是有真实的地理“原型”的，是一个化名，像我们塑造人物一样，把多处熟悉的地方集中在这个虚幻的地名之下。不管是哪种，它一定和作家的经历，和他心中有过深刻影响的地方有关。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它的原型是鲁迅的故乡绍兴。

我的文学写作地理大多在三个地方：一是家乡，比如我的中篇《蓝色玫瑰》就承载了我对家乡的热爱。二是海南岛，在我的长篇《白太阳》中，它是真实的存在；在长篇《我骗了谁》和中篇《半开花》中，它是虚化的名字。三是北京，中篇《可疑城市》就是以北京为主人公的生存背景。当然也有虚构的地名，如长篇《栀子花殇》中的地名。

王波：您因散文创作而出道，后来写长篇写剧本，但为什么同时一直坚持散文创作？

王子君：我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太阳》时，前辈散文大家林非先生谆谆告诫我：“你的散文已自成风格，千万不可丢弃。”这句话使我自省。我首先是个散文作家，所以一直以来，我的散文创作不敢松懈，我总是将自己保持在散文意境里，让散文留住激情与爱。在北京，除了创作小说和影视剧本外，我先后出版了散文集《疑似爱情》《金汤鱼》《无花》。

其中《无花》获得了第七届“冰心散文奖”。虽然社会上对“冰心散文奖”有着种种置疑和不满的声音，但我觉得我对得起“冰心”二字，对得起“散文”二字，对得起这个奖。这些年，我的作品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欧洲时报》《侨报》《千岛日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不少散文作品被选入排行榜、文集，以及中小学课外读物和语文考试试题、培优达标测试题。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散文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理事。这都是散文创作带给我的荣光。

我认为散文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应该是美育。鲁迅曾把文艺看成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其实这也就是鲁迅的文艺美育观。散文作为文艺作品中最常运用的一种载体，其美育功能不可忽视。如何在散文中完成美育功能，给读者以审美享受、思想陶冶、德与格的升华等，是检验散文品质高下的重要依据。而要完成美育功能，必须具备语言美、结构新、情感真等由表及里的创作要素。畅达的语言让阅读变得愉快，新颖的结构使思想表达有了艺术的高度，真情实感则能够撼动人心。三者同时具备，作品流光溢彩。

王波：谈谈您的读书生活及你喜爱的作家作品。

王子君：我现在读书比较随性，没有很强的计划性。真正称得上“读书生活”的阶段，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时，很用心地读了一大批书。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除了经典名著，各种文学流派作品如雨后春笋，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令人兴奋异常，往往是书一捧上手就要读到眼睛发黑。用一种“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读书的状态是毫不夸张的。一边读，一边做笔记，遇到特别喜欢的段落还会抄写下来。那时，世界文学在我的生活中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

普希金、托尔斯泰、泰戈尔、莫泊桑、莎士比亚、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呵，可以列一个书单了。长篇、短篇、诗歌、散文，琳琅满目。对于求知欲、进取心正旺盛的文学青年来说，每部作品都是新奇的，每个作家都伟大。而中国本土，也是文星璀璨：鲁迅、冰心、巴金、汪曾祺、王蒙、高晓声、张承志、陈忠实……之后读书就扩展到名人传记、历史、自然地理，甚至科学、哲学书籍。没有计划，漫无目的，抓到什么读什么，什么书能读进去就读什么书。所有的阅读都是有其意义的，只是它不是立竿见影直接显现而已。《哈姆雷特》《百年孤独》《白鹿原》《万物简史》《凡·高画传》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作品。鲁迅、陈忠实、余秋雨、屠格涅夫、东山魁夷的散文我非常喜欢，还有三毛的散文。在当时，三毛散文中散发出的生命的率真对于我非常具有感染力。

读书，对我的文学创作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波：最后请谈谈您正在进行的创作。

王子君：正在进行的或正在计划的创作，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将以前的剧本题材完成文学本；在2008年、2009年、2014年我分别写过光绪皇帝、老子、一个老科学家的故事，我一刻也没停止过想进行再创作的意愿，但时过境迁，写起来很艰难，很缓慢。第二部分是零星的散文创作。我的散文一般都是灵感触发后一气呵成，年轻那时只要有灵感半夜起来摸黑也能写下初稿或段落，但现在不行了，脑海里有想法，若不立马记下来，可能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不过现在也有现在的优势，就是理性色彩深厚了一些，一旦下笔，也基本上是构思成熟了。写得少，就希望写一篇是一篇，少而精，重质不重量。希望在题材、视野、思想上，都能超越自己以往的作品，不断地有更新，有拓展，有突破。第三部分是正在构思一个中篇小说，眼下处在一种想动笔又不敢轻举妄动的阶段。总体上，内心是有矛盾和挣扎的，一方面想快出新作，另一方面又告诫自己绝对不要急。是一个既浮躁又平静的时期。

真正的作家是特立独行的。不是说怪诞和神经质，而是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质和坚持，有观点和与之相匹配的创作实践。作家在创作时，应该像凡·高画画一样投入，“我内心空旷，不再理会一切规则，我不再有犹豫，不再受到束缚，我像蒸汽机一样工作，倾泻颜料，让画布熊熊燃烧”。这样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一定能打动人心。我比较向往这样的创作状态。

现在的社会，充满了电子科技与工业文明，像我这样崇尚精神流浪的人，除了写作，已无处可以寻到迷人的童话，放逐寂寞的灵魂。也许选择写作，就是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吧，但我愿意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一直走下去。鲁迅先生谈作文的秘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这是为文的真谛（这也是为人的真谛）。遵此“秘诀”为文，我相信，我的创作就是编织一道爱和美、能量交错的光谱。因为只要创作，我就快乐，心中就充满了爱和美，充满了力量。这样的感觉传导给读者，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也一定可以产生光谱一样的精神价值。